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自古物阜民殷，地险山峻，历来为兵家必争，得关中者得全国。战国时荀子对秦相论道时，称其为“形胜”之地；汉臣张良以“天府之国”说服刘邦定都咸阳。司马迁著《货殖列传》，言关中富占天下十分之六；柳宗元作《封建论》，赞其可“据天下，控四海”，……古人称誉关中者枚不胜收。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大军事家郭子仪的宏论，那是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发生了吐蕃突然侵入京城事变，代宗皇帝逃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是67岁的郭子仪只身收集散兵游勇，计取长安，扭转了危局。天下人都说由于大宦官程元振专权才酿出这场灾难，大臣们纷纷上疏要求弹劾罪魁。程害了怕，便劝代宗放弃长安，迁都洛阳，皇帝竟采纳此建议。郭子仪认为不可，迁都不利于镇国安民，再图发展，急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奏童：
“雍州古称天府，右陇、蜀，左崤、函，襟冯终南、太华之险，背负清渭、浊河之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真用武之国，秦、汉所以成帝业也。后或处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关定天下，太宗以来居洛阳者亦鲜。先帝兴朔方，诛庆绪，陛下席西土，戮朝义，虽天道助顺，亦地势则然。比吐蕃冯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军皆市井之人，窜虚名、逃实赋，一日驱以就战，有百奔无一前；又宦坚掩迷，庶政荒夺，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陕服。斯委任失人，岂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识信否，咸谓且都洛阳。洛阳自大盗以来，焚埃略尽，百曹楱荒，寰服不满千户，井邑如墟，豺狼群嗥；东薄郑、汴，南界徐，北绵怀、卫及相，千里萧条，亭舍不烟，何以奉万乘牲饩，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狭，裁数百里，险不足防，适为斗场。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国用不足乎？昔卫为狄灭，文公庐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复旧邦，况赫赫天子，躬俭节用，宁为一诸侯下哉？臣愿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阉寺，任直臣，薄征弛役，邱隐抚鳏，委宰相以简贤任能，付臣以训兵御侮，则中兴之功，日月可冀。惟时迈亟还；见宗庙，谒园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
文中叙述了关中位置险要，是建国立业之地，为历代明主所重视。至于发生吐蕃之乱，主要是因用人不当所致。只要奋发图强，勤俭节约、简政减税、选贤游腐，就能再造唐室。代宗看到奏章之后，感动得直掉眼泪，对左右说：“郭子仪的确是社稷之臣啊？我要还长安的决心定了。”随后皇帝还京城，安定了国人之心。
今天重读上文，对于我们发展、建设关中，扬长避短、择贤选能、振兴经济，或许有某些借鉴。
注：该文引自《新唐书·郭子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