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龙应台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个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去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几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大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吓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字。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行一行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
“怎么啦安安？”他垂着眼帘，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我想了想，亲了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地一声紧急刹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喂——你一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你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我会把车再推回来——”“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看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这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要被欺负吗？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还细声细气的。“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请你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胖子有点吃惊，逞强地说：“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你请说。”我固执地站着，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哧哧的笑，看着我。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跟我去市场吗？”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原载1993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