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王美兰到苏联治病之后，贺子珍才开始对江青有一点了解。王美兰来延安前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她的丈夫李六如是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她对贺子珍介绍说，江青是从上海来的电影演员。但是她很讨人嫌。
“江青什么时候同毛主席拉上关系的？”贺子珍小心翼翼地问。王美兰回答说：“1938年5月毛主席在马列学院礼堂讲《论持久战》，江青在鲁艺学习已经完了，正在等待汽车离开延安，她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提出很多问题要主席讨论，常往主席的窑洞跑，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上路的时候，他们的关系还没有公开和确定，我还想呢，到苏联见到贺子珍，要动员她马上回去，否则江青就要插进来了。”
贺子珍苦笑地摇摇头，说：“已经晚了，在《真理报》上，江青的身份已经确定了。”
“你当时就不该走，怎么劝你也不听。”王美兰埋怨贺子珍说。“是呀，我当时太任性，太不懂事了，我早就后悔了。唉，一个人得到的东西不觉得可贵，只有在失去以后才会觉出它的份量来，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情。”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在苏联学习和治病的中国同志，纷纷整装回国，这时一封以洛甫名义签发的电报发到莫斯科，电文上写道：“刘英（洛甫的爱人），蔡树藩回国，贺子珍留苏。”当时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的任弼时拿到电报，不禁心里一震：为什么不让贺子珍回国？是不是因为江青的缘故？一些看过电文的同志也马上联想到江青，因为大家都知道江青与康生的密切关系，而当时康生正担任中央组织委员会的领导职务。
“西瓜诗”的风波
1949年4月，娇娇从贺子珍的身边来到毛泽东的家以后，每年寒假，毛泽东都打发娇娇去上海探望贺子珍。当娇娇返回北京时，贺子珍总备上两份礼，一份送江青，一份送李讷。娇娇不明白，问妈妈说：“您没见过她们，不认识她们，为什么要给她们送礼？”贺子珍回答说：“我希望她们一家和和美美，幸福快乐。”
江青可就没有这个肚量了，她看到来往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娇娇成了他们之间沟通信息的桥梁，很不满意，特别是贺子珍生病时，毛泽东送医送药，关怀备至，江青更是酸溜溜的。有一天，她终于抓住了一根稻草，大闹了一次中南海。
事情从一幅西瓜画引起，喜欢画画的娇娇有一次在课堂作业时，用水彩画了一幅西瓜画，右边是一个圆圆的大西瓜，鲜嫩可爱；左边是一块切开的三角形西瓜，鲜红的瓜瓤，点缀着几粒黑色的瓜籽，老师给这幅自选题材的西瓜画打了5分，娇娇高兴极了，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还将这幅画装进信封里，寄给妈妈。
贺子珍收到这幅画，情绪激动，联想翩翩，她不把这幅画看作是小孩子的随手之作，而是毛泽东一家与她自己处境的写照。她学过一点古文，跟随毛泽东后又学了一点诗词格律。写过一些诗，可惜都没有留存下来。这次，她提笔写了一首西瓜诗述怀，寄到北京。这封信落到江青的手里。江青对着娇娇大喊大叫：
“你用西瓜画拉什么线，搞什么名堂？你妈拿你画的一幅西瓜画，写了一首西瓜诗。用来讽刺我，骂我，我岂能咽下这口气，我已经将这事报告了中央，让组织来处理这件事，处分你妈妈。你以后不要来往穿线，上窜下跳。”
至于江青为这首诗怎样同毛泽东争吵，她又怎样到中办去告状，就不得而知了。人们只是看到，毛泽东通过娇娇与贺子珍的联系并没有受阻，中南海内依旧风平浪静。
成了江青的心腹之患
以后，江青只要有机会就诋毁贺子珍，她说贺子珍的坏话，主要有两条：
一是贺子珍不干工作，“在井冈山就是看看报纸，在延安什么都不干。”她抹煞了贺子珍在大革命时期在永新县做过的大量工作，她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作过贡献，剪报是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
第二条是，“不干工作要享受。她长征是坐了主席的担架，骑了主席的马走过来的。”“现在在上海一个人住了那么大的房子，不工作，得到很多照顾，影响不好。”这是对贺子珍的诬蔑。贺子珍在1934年随同红一方面军转移时是怀着身孕上路的。她不愿意受到特殊的照顾，是瞒着大家同休养连的女同志一起徒步行军，并担任政治战士的工作，只有在她分娩的时候，特别是她被弹片炸伤，几乎死去的时候，她才坐上担架。
贺子珍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从来不搞特殊。她刚到上海时，只住一间小房子，同侄女们挤在一起，她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是娇娇看不过，报告了中办，才搬到湖南路招待所去。至于贺子珍解放后没有工作，则是江青一手造成的。贺子珍定居上海后，多次去市委要求分配工作，市委都不肯安排。以后贺子珍才知道，这是江青通过她在上海的心腹，有意不让贺子珍出来工作，怕贺子珍的露面对她产生不利的影响。
江青说了贺子珍很多坏话，但她不得不承认：“毛主席同贺子珍分手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破裂。”毛泽东对贺子珍的一往情深，使江青又嫉又恨，这是她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
江青是个唯我独尊、心胸狭窄的女人。“文化革命”中她的地位青云直上，大权在握，她要向贺子珍下毒手了。
有一天，她把陈伯达召了来。对他说：“贺子珍在上海住着，政治影响不好，你请示一下主席，把她迁到西北去。”
并叮嘱：“你向主席报告，不必说出这是我的意见。”她心里有鬼，不敢出头露面。
毛泽东一听说要把贺子珍弄到西北去，就知道是江青的馊主意，慑于毛泽东的威力，江青不敢贸然行动，但她绝不肯放过贺子珍，她通过上海的喽罗，在贺子珍的住所前后布置便衣，要是有他们认为是陌生的人走近，就带走，盘问后是外地的逐出上海。
“文革”结束以后，贺子珍才知道，她的“保卫”工作竟是徐景贤亲自布置的，理由是“防政治扩散”，她成了被软禁的一个人。
在青岛的日子
贺子珍同江青从来没有直接接触，但都密切地注视着对方。70年代，有一年夏天，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都来到青岛度假，江青利用这个机会想在贺子珍面前摆威风。
按照贺子珍的级别，她每年夏天可以外出度假，有时娇娇陪伴她。这一年，娇娇同孔令华带着宁宁陪妈妈在青岛休假。这是贺子珍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刻了，她可以同女儿、女婿和外孙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这天贺子珍正在招待所逗宁宁玩，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娇娇过去接电话，娇娇一听，电话里是江青的声音：“你们为什么要到青岛来？”
“你今天晚上到我这里来，陪我去看样板戏。”江青挂断了电话。
贺子珍正坐在阳台上，问娇娇：“这是谁的电话？”
“是一个同学打来的。”娇娇不愿妈妈知道江青也到了青岛，毁坏她的情绪，就撒了一个谎。她说：“我今天晚上要陪这个同学去看戏呢。”
贺子珍信以为真，没再说什么。
晚上，娇娇来到江青的住所，这里比贺子珍居住的招待所豪华多了，江青面对海洋，在一张高背安乐椅上坐着，身着落地长裙，像一个贵妇人，她见娇娇进来，只抬一个眼皮，说：
“你妈妈身体怎样？还发疯吗？”
娇娇觉得江青的话刺耳，心里不舒服，但她不愿意激化矛盾。只用平淡的语调回答说：“她身体好一点。”“她什么工作都不干，每年还要疗养。”江青又发泄着她的不满。
娇娇沉默着，并不搭话。
江青又说：“宁宁也在青岛？你明天把他送到我这儿来，我要同他玩玩。”
娇娇说，“我妈不知道您在这里，宁宁要上您这儿来了，他回去要说的，就不好办了。”
“为什么不让你妈知道我在这里？你怕什么？你倒是挺为你妈着想的啊！可我一定要让宁宁过来，明天就把他送过来。”江青的话斩钉截铁，不容讨论，她站起来说：“现在我们走吧，去看戏。”
这一夜，娇娇哪有心思看戏，她在琢磨着怎样圆这个场，不让妈妈知道这件事，以免影响她的情绪。
娇娇晚上回到招待所，同孔令华商量了一个主意，孔令华带宁宁去见江青。娇娇说：“我估计江青同宁宁玩不了两天就腻味了，不能再让宁宁回来了，到时你就把宁宁带回北京吧。”孔令华同意了。
于是娇娇在贺子珍面前撒个谎：“我的同学要接宁宁去住几天，让他爸爸陪他去玩吧？”
贺子珍感到疑惑，问：“你的同学是什么人物？她要你陪她看戏你就去，她要接宁宁你就送？”
娇娇掩饰说：“她不是什么人物，同我关系特别好，她是看着宁宁长大的，特别喜欢他。”
贺子珍不再说什么，娇娇陪着孔令华和宁宁一起走了。
江青要接宁宁来住不过是想制造事端，摆摆她的威风要贺子珍难堪，她对宁宁并没有什么感情。宁宁也不喜欢她。江青同他呆了半天就厌倦了，说：“你们把他带走吧。”
娇娇说：“今天走不了了，要走也得等到明天，我要去买火车票把他们送回北京去。”
江青恶狠狠地盯着娇娇，说：“那就随你的便。”她转身回自己的屋里去了。
娇娇同丈夫、儿子在江青的住所里住了一夜，待到第二天父子俩上了火车，才回到贺子珍的身边。
在娇娇一家走了之后，原来高高兴兴的贺子珍变得怅然若失。特别是听到娇娇说，孔令华与宁宁有急事已经回北京了，更是情绪低沉。她怀疑娇娇瞒了她什么，这个假期过得特别不愉快，娇娇事后无奈地说：“我知道妈妈不满意，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要是让妈妈知道是江青有意捣鬼，同她过不去，她会更生气，弄不好又要生病，我更对不起妈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