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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史揭善恶援笔演情性

——《秦史人物论》评介

2023年10月10日

李淑萍

这是一部由现代秦人论述古代秦人的力作。张文立先生主编,参与写作的有从事历史与文物考古研究的专家十余位。全书共评述秦史人物40余人,凡30多万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秦国及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秦王朝虽然在古代中国的大地上昙花一现,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垂二千年弗能改矣”(王夫之《读通鉴论》)。从秦襄公立国开始,直至秦始皇帝统一华夏到秦亡,上下500多年,有史可稽的各类人物不下200余人。由于他们的性格、出身、文化、教养、生活经历、血缘关系的不同,因此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也各异。如果将他们作简单、八股式的评述,势必会落入俗套,《秦史人物论》则突破前人的窠臼,从新的视角,对古老的人物进行新的论述,给人以旧貌换新颜的感觉。以此为出发点,书中对秦史人物作了全景式的拍摄和系统的考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视野开阔,反映了秦时社会多层面的历史人物,从而可窥秦史全貌。本书编著者在选择秦史人物时,注意从全方位、多层面中选出代表人物,进行评论。从而从这些人物的联系中,看到历史的进程,及其前进中各种曲折复杂的现象。书中着重选择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领域中的人物,为其树碑立传,钩沉史籍,用力唯勤。以往研究历史人物的对象重点在政界、文学界,而对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有突出贡献的良臣、技巧之士,或祸国殃民的奸诈小人论及极少,形成头重脚轻的局面。对秦人发展金字塔中各个层面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研究,无疑会丰富秦国历史及秦文化的内涵。书中评述了秦襄公、秦孝公、秦始皇帝以及对秦国发展起了作用的、立有汗马功劳的文臣、武将的功绩,如商鞅、吕不韦、白起、李斯、张仪等。为示善诫恶,故对秦史中“开纪乱常,存兴亡所系”的几个人物,如缪毐、赵高、秦二世胡亥等人,昭示于篇章,“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使后世之同类者诫。同时,改古代史家厚伦理、儒学,而薄技巧、科学的史观,对史者淹没的这类人物,如李冰、郑国、扁鹊、伯乐、九方皋等人立传,以彰其功,并评价了他们在古代科技史上的贡献,也显示了秦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使读者从中看到秦国发展的轨迹及强秦社会五彩斑斓的景象。写出了佳木之上,必有凤凰;强国之中,必有名士的社会实际。

二、独辟蹊径,运用“心态史学”的方法,从人物性格及心理中去寻求历史上的“这一个”。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偶然性,“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性’”。许多历史事件都说明了人物的性格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因此,在研究历史人物中,对人物的性格及心理的分析,就显得相当重要。本书在编写中,主编张文立先生有意识地让写作者注意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的性格及心理的精辟论述,从历史人物的性格及心理特征入手,系统地分析人物的性格的形式、发展对历史产生的影响。这一点,过去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近年来,随着心态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史家在评论历史人物中也注意到人物的性格、心理因素对历史的作用。本书较全面、较系统地对秦史人物的性格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在事变中的心理状态,有了较充分的揭示。可以说这是史学研究领域中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拓宽了人们研究历史人物的思路。书中对秦始皇帝、赵高、李斯、扶苏等人的性格与心态的剖析,阐述了他们各自对历史进程的不同影响、作用及归宿。这样,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秦史人物便是有血有肉的、性格各异的活生生的人。从而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及性格的揭示,就象本书编著者所说的,“从而正得失,别贤愚,辨善恶,继往世,思来者”,使每个时代的人都可以从人物的性格及心态中找到答案,汲取养分,规范自己的行为,净化自己的心灵,树立起光明正大,嫉恶如仇的高风亮节。

三、利用大量的考古资料,弥补文献之不足,相互印证、补充和发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严密的著书结构和学术体系。自从王国维先生创立史学研究的两重证法以来,史学界的同仁,逐步重视了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秦人活动的历史重点在三秦,而本书作者大抵为三秦学者,在占有考古资料上处于优势。他们在论述秦史人物中,尽可能地、广泛收集各种考古资料以及地方志资料,网罗宏富。大到整个挖掘现场的考古资料,小到一件文物的资料,广征博引。例如,写到秦景公时,大量引用了近年陕西凤翔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的资料;写秦始皇帝则征引了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和秦陵铜车马的考古新发现;写扶苏则运用了绥德扶苏墓及《关中胜迹图志》的有关资料;写胡亥则引用了曲江池二世墓的材料;写扁鹊则利用了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砖上的考古材料等等。总的来看,此书对考古资料的识别和运用,基本上是严肃和准确的。这一方面显示了作者具有较深的学术功底,另一方面,也为此书的科学性奠定了坚实的实物基础,使人物更具有立体效应。

《秦史人物论》是论述秦史人物的专著。尽管其中还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的出版,正如著名秦汉史专家林剑鸣先生所说,“不难预料,这必将成为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国君中有宣太后而无昭王;有商鞅而无献公,似乎缺了一方;在文臣武将中未选章邯,在宗教、艺术方面的人物,如羡门高、烈裔未能入选。个别人物的传比较简略等。如果本书再版,或者出一个续本,则可使该书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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