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陕西人民多灾多难，陕西工人也不例外。那时，工人工资低微，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恶劣，而且时刻有失业的威胁。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省工人基本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那时工人生活状况如何呢？从1925年9月13日西安鞋匠工人《罢工宣言》里可见一斑，宣言里反映：罢工前鞋匠工人每天工钱240文，当时市场物价是一斤面粉100文，一斤炭70文。后来，面粉和炭价每斤都涨到了300文，而工钱仍为240文。罢工工人要求每日工钱增加到720文，而资本家只答应增加70文。这说明，当时工人每日工资只能买一、二斤面粉。1929年（民国18年）陕西大旱，接着连续几年闹灾荒，人民流离失所。就这样，统治陕西的军阀冯玉祥为了扩充势力，仍然横征暴敛。天灾人祸，使陕西人口锐减了1/3，工人生活更是痛苦不堪。
1932年初，陇海铁路从潼关向西修筑，1933年修到华县境内。3月9日《西北真报》上刊登了《西潼道上筑路工人痛苦的生活》一文，说“作工名义上有工资，实际不发，全被工头克扣。工作时间没限制，未明前一小时动工，黑暗后一小时歇工，早、午饭均在路基附近，完全没有休息时间。”“在敷段工程，有一工人已作工一年之久，工资一文未见，还将被褥被工头扣押以抵伙食费。”那时军阀混战，陕西几个兵工厂工人较多，曾经逾千。但工人“完全过的是极端受压迫的士兵生活，无一点自由可言”，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为此，兵工工人进行过多次斗争，几乎每次都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1933年下半年，这些工厂相继关闭转产，1000多名工人被赶出大门，工人生活更无着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有一批大中型工厂在西安、宝鸡、咸阳建立起来，这时的工人生活仍然如同牛马。1938年4月在《青年战线》上刊载“西京某（大华）纱厂工友座谈会”一文，反映了当时纺织厂的情况：车间棉花毛太多，像下雪似的，每天生病的有七、八十人，厂里的养病室四个月就死去工人十几个。工人工资最高的每月十二、三元，学习工每月一元左右。有病停工不但没有工资还要“倒找”，病三、五天就开除。对工人随便处罚，机器零件坏了，地扫得不干净，都要罚钱。少则两三毛，多则四、五个工。据咸阳纺织厂（今陕棉八厂）从当时的罚工簿上查到的资料：从1943年8月23日到1944年7月8日，共处罚1352人，金额达4957元，工日1061个。四年半开除工人225名。更可恨的是管理人员动不动就打骂工人、罚跪、侮辱女工。咸阳纺织厂女工董亚群被工头强奸后投入井中杀害，厂方不但不惩办凶手，反而偷偷将工头放走。
旧社会生活最悲惨的是煤矿工人。那时矿工下井实行“大班制”，下井十天半月甚至几个月不能上井，吃喝拉撒睡全在暗无天日的井下，沉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加上惨无人道的管理制度，使难以数计的工人葬身井下。把头是井下的“土皇帝”，所谓“紧三鞭，慢三鞭，不紧不慢又三鞭”是把头管工人的办法。工人曾多次举行罢工或武力反抗，但都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解放后许多人去参观过的铜川陈家河“霸王窑”，就是当时工人生活的缩影。 （史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