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夏迎广
提起上海，父亲总爱加一个“大”字。因为父亲就是从那个令人羡慕的大都市，支援西北建设来到铜川煤矿的。
那是1955年冬，铜川矿务局刚刚成立，亟需大量的技术工人。父亲当时在上海华东建筑公司第三工程处任生产班长，他们班16名工友全都响应组织的号召，随同三百多名上海建筑工人，抱着支援祖国西北建设的愿望来到了煤城铜川。那时的铜川，虽不能称不毛之地，但与大上海相比却有着天地之别。强烈的反差，使一些人一下车就抹起了眼泪。到井下一实习，龇牙咧嘴的工作面更使一些人打起行囊跑回了上海。父亲和大多数工友没有走，坚持了下来，一干就是30多年。
小时候，我和弟弟曾多次不无遗憾地
父亲流露：“要是当时您不来或者也跑回
就好了，我们哥俩这会儿恐怕正漫步在黄浦江边呢！”对此，父亲总是那句话：“那是国家建设需要嘛！”浓重的淮阴话把“国家”二字咬得特别重。
听母亲讲，父亲自小失去双亲，跟着他叔父长大，十几岁便外出打工。开过山、拉过纤、扛过包，到全国解放时才在上海当上了一名建筑工人，一家人也算在上海安了家。也许是艰苦生活的磨炼，父亲身板硬朗、性格豁达，往往人还没见，咚咚的脚步声就先到家了。打我记事起，就没听父亲说过什么苦呀、累呀、怕呀、愁呀。
到铜川后，父亲先是在位于市区的三里洞煤矿任采煤班长，那时矿上广播里时常有关于他们班创新等高产的报道。后来父亲又响应组织号召，调到新夺在郊区的王石凹煤矿，仍任采煤班长。1970年，年近50的父亲才从井下调到矿上的大修队，重新操起了建筑的老本行。父亲从不大做家务，每天除了吃饭和休息，就是上班。1985年退休后，为了照顾患肺心病的母亲，父亲也不得不学着做起饭来。
自打离开上海，父亲就再没回来过。那边的工友来信，父亲总让我们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此刻，父亲眼里便会闪现出平时少有的激动。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工人，没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他把自己的宝贵年华献给了铜川的煤炭事业，为自己做出了无愧无悔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