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白
读了刘金先生《说长道短公仪林》（文汇报3月24日）一文，颇受启示和教益。不过我却另有一点想法，讲出来以就教于刘先生和读者诸公。
刘先生说，战国鲁相公仪休为官清廉，不贪赃纳贿，不与园夫织女争利可赞。例举他爱吃鱼。理论是“如果我收了人家的鱼，就口软手软。人家有事求我，我难免要徇私枉法。我若徇私枉法，总有一天要做不成宰相。一旦不做宰相，没有了俸禄，自己没钱买鱼，人家亦不会送鱼于我，我还能有鱼吃么？”于是刘先生说，公仪休的立论“思想境界不高，是非界限不清，不足为训。”因为，照他的理论，“假如鱼也收了，私也徇了，法了枉了，官却依然做得稳当，不愁以后没有鱼吃，那又怎么样？是不是就可以对名为馈送，实为贿赂的钱和物来者不拘，照单全收？”所以，对这种人用公仪休的理论去讽喻、启发，没有什么用的。
以鄙人之见，刘先生的推论偏了，没有说到点子上。这里问题不在公仪休之论是否可以为训，而根本在于如何执法执纪。公仪休的立论自然属于“思想境界不高，是非界限不清”一类，但对一位两千年前的封建士大夫说来，已属不错了。他虽是为一己之利而谋，总算还懂得正确对待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理智的做到自律。这在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无害而有益，若要求他的“思想境界”达到立官为公，甘当公仆的高度，未免苛求过甚了。倒是令人遗憾甚至悲哀的是，我们许多高唱“立党为公”和“甘当公仆”的人，比起公仪休还差远了，连他的那点不高的自律意识也没有。刘先生义愤地说，“天网恢恢，疏而多漏”。现在贪污腐败分子中受到惩治的，只是一小部分，“相当大一部分则恐怕还是鱼照收，官照做，依然活得潇洒”。这是不错的，但探究其原因，恐怕不只是个人“思想境界不高”，而根本在于他律不严，法纪松弛，执行不力故。
恕我大胆放言，当今的不正之风猖獗，贪污受贿禁而不止，“思想境界不高”尚在其次，最紧要的是如何严肃法纪，强化监督制约。因为我们毕竟还处在“初级阶段”，不论国际大环境，还是国内小环境，都远不是以使“人人皆君子”。倘若能做到让每个公职人员知法知纪、畏法守纪，虽他“思想境界不高”，却能明白为长久有鱼吃而不食赃贿赂，那也就会九州之内处处清风扑面，国安民乐了。当然，造就国民的高尚共产主义情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第一步恐怕还是要用法纪制度来约束，正如陈毅同志诗云：“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或即便“想伸不敢伸”。没有这一步，光有思想境界高是靠不住的。
廉政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若都用思想境界高低去评判，恐怕很不好说的。就以被世界公认的新加坡而论，他们仍然是，一靠教育，二靠法纪。他们的反贪机构确实堪称“执法如山”，使一切图谋贪赃枉法者望而颤粟，他们的惩治贪污受贿分子的法令，可使一切贪赃贿赂者闻之变色。固之，许多人首先是慑于那无可脱逃的监督、严厉的制载，觉得贪小利而丢了公职和优厚的薪俸划不来，并不是都有了很高的思想境界和是非界限。至此，愚以为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先把执法执纪严肃起来，千万别让党纪国法变成贴于庙堂上吓唬人的咒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