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
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1976年9月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大家以为就这样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掌管政治工作和运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他似乎顺口似地告诉我，凌晨时主要领导打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要删去“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他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事。
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电报是在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已经删去。我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了。冠华乐观地说这种事很容易说清楚。
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解释。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这件事如果公正地调查，证人可以有几十个，但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全文中有这句话。而《人民日报》发表全文时冠华在纽约，又是谁把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华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还是无意的疏忽？
这天大的冤枉就这样“定性”了。
然而，我却总不甘心。1992年夏天，我终于有机会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档案库中查对1976年10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原始自然段发言记录。白纸黑字，那天上午发言的第20段到第42段是冠华的发言，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万确没有这句“按既定方针办”。英文翻译也如此。我请联合国工作人员为我复印了这中、英文发言全文，小心地放进我的文件夹，把它紧贴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联合国总部大门。
我信步走向联合国后院的玫瑰园，这是冠华每来此地最喜欢散步的地方。我望着这旧日景象，热泪盈眶。如今手握着如山铁证，又去哪里找我的冠华，让他亲眼见一见这无可争辩的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