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冯玉祥电令在陕主持工作的国民联军总参谋长石敬亭镇压共产党人，下令共产党员必须声明脱离共产党，提出“凡共产党人、共产行为与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种印刷品和奇异口号一律禁除”，“如有违犯者以军法从事。”接着，解散了以共产党员和左派国民党员为骨干的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和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勒令各群众团体停止一切活动，进而搜捕和杀害共产党人。
在冯玉祥叛变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陕甘区委召开会议，决定党组织由半公开转入秘密。7月11日成立了陕西省委。9月26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今后要加强军事和农运工作，用主要力量去组织武装起义和开展土地革命。“九二六”会议后，党的力量向农村分散和隐蔽（包括工运领导人魏野畴、张含辉等），到农村开展工作。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中共党组织也曾多次作过决定，试图把城市职工运动组织和发动起来，但始终未能奏效。其原因：一是产业工人很少，而且十分分散，国民党政府对这部分工人比较注意，控制很严；二是从1927年11月开始在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对城市职工运动的错误指导，要求不顾主客观条件地搞政府性罢工，组织“飞行集会”，建立赤色工会，实际无法实施；三是陕西党组织处境十分艰难，1929年和1933年省委先后两次遭到人的破坏。所以职工运动有三、四年时间在城市打不开局面。1930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在第六号报告中称：“陕西的工人组织，到现在……既无黄色工会，亦无赤色工会。其他工人的辅助组织（俱乐部、劳动夜校）亦是没有”。这是陕西工人运动最艰难的年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管白色恐怖怎样严重，历史潮流终究是阻挡不了的。随着陕西产业工人队伍的发展壮大，工人斗争还是逐步增多起来。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开展斗争有困难，乡镇的手工业工人仍然有斗争。工人不能以工会组织形式出面活动，就以其他爱国组织形式开展活动。1931年以后，陕西虽再未能出现大革命时期那种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但工人斗争事件在逐步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