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义民
灞河水九曲十八弯，湾里养育着一个不大的小镇，名日新筑镇。街南不远处，有个小村庄，人称“灯笼村”，这儿便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了。
小时大人常说：“家有万贯，不如薄艺在身。”因了这传统观念的滋养，灯笼村的孩子个个心灵手巧，从小就学会了做灯笼。鸡灯，羊灯，盆盆灯，火蛋、兔子、碌碡灯，其中历史最久数量最多的，当数红绸子做成的“长命富贵”灯了。别小看这些小本生意的苦营生，有了它，便有了盐，有了油，有了娃儿的小鸟般的笑，也圆了老人们饿不死的梦。
上小学的时候，村里的灯笼已经很有些名气了。年关一到，整个村子红火起来。平素凄清空寂的农家，一下子有了生气，被五颜六色的花灯塞得满满登登。简陋低矮的农舍变成货栈，炕上放的，地上堆的，墙上挂的，木楞上吊的，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汇成灯的世界灯的海洋。过罢除夕，外地的灯笼小贩便踩着灯笼村青烟未尽的爆竹碎屑进村了。村里人将一个个头上挂满霜花的小贩迎进家里。那时村风淳朴，不兴漫天要价，卖主讨价不高，买主杀价不狠，生意很快成交了。过完数，付过钱，小贩的不敢怠慢，即刻回程。于是满载灯笼的小毛驴车、自行车、三轮车，疯也似地冲出村去，恰似彩河横溢，哗啦啦流向他方。眨眼之间，远处，近处，大村，小镇，到处都有灯笼村的杰作，任红男绿女去挑去检，将吉祥带回家去，为亲友送去欢乐和祝福。因了这灯笼，年便有了年的滋味，也便有了灯笼村的荣耀。十里八乡的人看红了眼，也依葫芦画瓢，干起这苦营生来了。但大多不得真传，不仅做工不细，且数量不多，为讨个好价，常有冒名之事。“哪儿的灯？”“灯笼村的。”脸不红，心不跳，买主也难辩真伪。
春节在忙碌兴奋中过去，村人吁口长气，揉揉熬得红肿的眼睛，清点各自的钱袋，买过之后，少不了一番的感概：唉，咱灯笼村硬是在这苦水里头泡出来的。妈妈却说：是咱的泪花儿养出来的。
做灯笼费事，一只灯笼要过数十道手续，小钱全靠汗珠子去换。灯笼不比其它东西，村人称作“年撂”，倘若当年的正月十五前卖不出去，就剩一个字“撂”了。所以，做灯笼的日子里，家家无闲人，大人有大人的活计，小孩有小孩的用场。文革那阵子，今个“破四旧”，明个“立四新”，刚刚割过你的“尾巴”，又要挖你的“私根”，吓得人像个龟孙子，大气不敢呵一口。可灯笼不做不行，于是明里不敢偷着去做。灯笼做下就得卖，想卖还得玩花招。将“长命富贵”改为“斗私批修”，将“长命百岁”换成“革命到底”……借此以招摇过市。
数以万计的灯笼，小贩能买多少？剩下的还得自谋出路。年关将至，西北风刮得像鬼叫，村人早已沉不住气了，女人和家里的老小留守大营，继续做没有做完的活计，男人则披挂上阵，到远远近近的村子里寻找买主。记得有一回，我跟村里的几个大人去城北卖灯笼，走的是河西那条近道。河上有一独木桥，走在上边摇摇晃晃，吱吱扭扭，未曾迈步，腿肚儿先打起颤来。时值半夜，黑灯瞎火，大人过去了，我却心一慌掉进河里，幸亏大人相救，才保住这条性命。
而今灯笼村名儿依旧，只是村人不再稀旱那些劳心伤骨的苦营生，做灯笼的人家越来越少了。眼见灯笼村徒有虚名，不知长眠于地下并为之奋斗过的列祖列宗，面对村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新楼，又有一番何等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