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郭兰英艺术生涯六十周年演唱会将对一个时代做浪漫而庄严的回顾。郭兰英的歌已不属于她个人，她代表了时代的音符。
我跟兰英交往40多年，可谓相知甚深。我以为这场演唱会，无论对郭兰英本人，还是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意义。至今，还没有人举办过这种品位，这种分量，这种历史氛围的个人音乐会。
兰英于1983年以前的舞台成就有目共睹。1983年，52岁的兰英告别舞台。时值港台歌曲横扫大陆，面对莺声燕语，兰英决定和老伴万兆元一起下去调查民歌生命力。那一年，他们变卖了7000多元家产，带着4000元上路了。用一年半时间走了17个省市。兰英头上包块方巾，拄根棍，隐姓埋名，睡小店、吃小摊，在寻常巷陌中调查“小二黑”、“白毛女”、“花木兰”、“刘巧儿”、“南泥湾”是“死”是“活”。结果，亿万农民口中哼哼的小曲给了她信心。1985年，郭兰英决定在番禺飞鹅岭上开地建校。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兰英说：“这儿离香港较近，所谓唱对台戏吧。”另外，番禺是民族音乐家洗星海的故乡，她要在这块土地上挂上牌子——郭兰英艺术学校，以实现周总理生前的嘱托“你的艺术要有传人”。
这一年，她从舞台走上讲台。
九年过去，从开荒地到拥有四五千万元的资产，从接收第一个学生到350名毕业生，其中滋味，兰英说：“这一辈子苦多乐少。”她最终的心愿是她在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到的时候无憾地一躬身：“主席，总理，我来了，你们交给的培养接班人的任务完成了。”
“白毛女”中有句词“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话搁在兰英身上一点不差。“谁救了我，我就跟谁走”，这话跟兰英走了40年。就我所知，兰英对共产党对祖国的爱是非常深厚的。所以，“一条大河”流了40年，还在流。为什么？我以为，是情在流。我相信500年后，这条大河还会在流，而留给后人的也只有这“一条大河”。
“一条大河”里流淌的情不会因年代久远而干涸。
40年，由于种种机缘，我听过无数次兰英的演唱，我感到，她走到哪里，哪里便成为音乐节日。谁适逢其会，谁就能在那样的节日气氛中体会音乐和人民生活的息息相关。在兰英面前，观众的心跳与其节拍是一致的；兰英在观众面前，我以为比她在任何际遇中都更纯真、智慧、大度、从容。我开玩笑：“你一到台上就像出嫁的闺女回到娘家。”这话她是首肯的。
同时，她无论走到哪，敢于张嘴就唱的功夫不是每个歌唱者都敢的，我又开玩笑，“你是个敢于不化妆的女人。”
我认为，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属于个人因素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天赋，二是努力。但是这两个方面都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并，不能保证个人一定获得成功，具有决定性力量的是时代和历史。兰英天赋极好，一生努力不懈。但是她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如果不是选择了与伟大时代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也许仍能取得某种成就，但可以断定绝不会成为今天所讲的这个郭兰英。兰英是幸运的，她参加革命队伍的时候，和她参加革命后的一个时期，正是革命形势处于胜利发展的时期，稍前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稍后是解放战争的胜利，革命文艺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都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兰英将一身技艺带入革命舞台，成功地演出了歌剧《白毛女》以后，她便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成为中国民族歌剧艺术的卓越代表者之一。
凡是一个大家，总是在他的领域内创造了一个时代，在他的时代里别人是无法逾越的。一个大家是一个高峰，正是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巍然雄峙，互相映照，才使一部艺术史形成了壮丽的画卷。
郭兰英是中国民族声乐史上的一个高峰，她之后，当然还会出现另外—个个高峰的，但我想那将是与郭兰英全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个艺术时代了。
（摘自《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