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超耘
在飒飒西风中，帅星陨落，诸葛孔明先生于岐山五丈原病故了。“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本来就是一个大悲剧；加上秋声肃杀的环境，又使这种悲凉气氛升了级；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当他的灵榇被运到成都时，王健作词、谷建芬作曲由刘欢演唱的哀歌，更把这种苍凉、凄惋的意境推向了顶点。
其实，纵观诸葛亮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曲令人惆怅、哀叹的悲剧。
诸葛先生本是山东瑯砑人，自幼饱读经书，对中国的历史有透辟的了解。特别是身经东汉末期的战乱，流落到襄阳隆中后，对残酷的现实，犹有切肤之感。因此，躬耕陇亩，高吟“梁父”，不求闻达，不贪富贵，过着宁静、淡泊的田园生活。应该说，这步棋是走得对的，如果能沿着此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悲剧本可避免。然而由于严重的儒家思想在作怪，他的整个神经细胞都被“忠”、“义”，这类字眼浸透，故尔“淡泊明志”也罢，“宁静致远”也罢，都成为知识分子不堪外来一击的纱甲。一旦刘皇叔三顾茅庐，就坐不住了，就出山效力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终于变成一个不知回头的坚决的死硬派。
就智慧和才能讲，他确实高人一筹，也早看到曹操的优势。远在和刘备谈话的《隆中对》里，就曾明确地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而只能向四川一带发展。后来，曹魏势力越来越大，他却矢志匡复汉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宝”哪！）六出祁山，（实际上是五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连年用兵，劳民伤财。不仅夙愿难偿，反而把自己的老命也贴了进去。从蜀汉方面讲，他这种精神固然可嘉，多次的北伐，表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式的凝重与悲壮。但从客观形势上分析，却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举动。
毫无偏见地讲，诸葛先生既是一代忠良，又是一代贤相，一代英帅。他忠于刘备，也忠于刘禅，明知阿斗是个窝囊鬼，只为报先主白帝城托孤之恩，也矢志不移地予以支持。他担任丞相，善于用人，善于抚民，法纪严明，蜀人感恩戴德。他任主帅，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火烧新野，决战赤壁，南征孟获，北讨曹魏，一把羽毛扇，代表着一代伟大军事家的睿智和聪明。
正是传统的封建思想洗礼了他的灵魂，愚忠的迷雾遮住了双眼，最后终于无可奈何地以失败告终。东汉末年，群雄峰起，你争我抢，天下大乱。因此，人心思治，人心思统一，就成为天心、人愿的潮流。顺应这个潮流的是贤人，违抗这个潮流的是愚夫。而违抗这个规律的不是别人，恰给是被称为德才兼备的诸葛亮。我常常作如是想，如果诸葛先生一以贯之地按“宁静”、“淡泊”办事，不出隆中，后来的“三国”，局面不一定就能形成；如果他不愚忠地辅佐撑不起腰的刘禅，“三国”统一的时间将会提前很多。可正是他诸葛先生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客观上却延缓了长期的混乱。一代智者不可避免地演出旷古悲剧，完全是封建道德规范了他行为的结果。
秋风五丈原这一令人揪心的悲剧，对后人来说，只能是一面宝贵的历史镜子。可令人不安的是，自诸葛先生之后的一代代人们，不察时局，不识形势，盲目地去歌颂这位阻挡历史车轮前进人物为“伟大英雄”，什么“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呀，“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呀，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因此，我感到异常不安。晚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总结秦亡的教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把这话移来送给歌颂诸葛亮的人们，实在是太贴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