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举
在陕西商南县的白李湾村，居住着一位日本妇人，名字叫水崎秀子，中国名字叫王玉兰。在我的想象中，她该是一个明眸皓齿、端庄秀丽的日本女人，但一见面，却令人惊愕：大襟衣褂，满口土语，脚穿布鞋，一个典型的山区老妪。白李湾居住着白李两姓，不到20户人家，山环水绕，风景优美，一条丹江静静东流，摆渡的小舟，泊于村前。时值暮春，满山满洼的杜鹃花吐火蒸霞，温暖的江风一吹，我们的身上都热沾沾的。
王玉兰十分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但当坐下来后，一杯茶水端不出来，热水瓶空着，要喝，她得去灶下现烧，但家里只有她一人，还要陪我们说话。我环顾了一下家屋，见烟熏土墙，几样粗糙的农具，几只大小不一的木凳，空荡荡，别无它有。看来她在商洛山中，还挣扎在贫困线上。
水崎秀子近几年声名大噪，报刊上介绍过她，地、县领导看望过她，尤其今年她参加了陕西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和三秦父老在屏幕上见面，确实风光了一番。但她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还是播音员张晓现场教给她一句：“祝三秦父老春节好！”她背了下来，才讲出来的。她说，她13岁时离开日本福冈市家乡，记忆已淡漠，只记得自己门前是一片大海，父亲打鱼为生，每户都有打渔船。后来母亲死了，家里贫穷，就来到中国的长春投奔姑姑。16岁那年，日本投降，那个时候中国人和日本人积怨很深，为讨个活命，只好嫁给了雷国顺，雷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位连长。不久跟雷从开封经南阳回到了商南县冀家湾雷家。想不到雷国顺家中有老婆，没法子，就这么将就过到解放以后。这时候她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王玉兰。
谈话间，门外闪进来一个瘦小老头。王玉兰介绍说：“这是我老伴，叫李明堂，今年61岁。”李明堂精明麻利，寻烟倒茶，但他的加入，我们也不便谈及王玉兰的身世。
“今年是个灾年，麦苗干死，减产已成定局。”庄稼人说着庄稼话。
“不过，我家日子过得还好。你们看前面那三间新房，就是孩子思强盖的，到了夏天我们都搬进去住，这个破屋也就要拆掉了。”王玉兰兴致勃勃地说，“最近地区民政局来，还给了我们200元救灾款，对我们今春的生活也做了安排。公家对我太关心了。”
我们提出，你们这个乡把发展蚕桑、油桐作为主导产业，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和商洛山区人民同样会很快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话题忽然扭转到问她想不想回日本老家。
“想什么！父母早死了，也没个亲属。唉，这都是当时日本那些当官的把我们两国老百姓害苦了，要不然，我怎能到这个深山里来！”她回头又瞥了丈夫—眼，“我不想回去，我们这个家虽暂时还不宽裕，但过得很舒心，儿子、媳妇孝顺，老俩口互相关照、体贴，这里就是我的家！”
王玉兰这话说得好，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同样遭罪。我们采访之前，曾对她以前的情况有所耳闻。她和雷国顺一家生活了五、六年，当时贯彻婚姻法，倡导一夫一妻制。因她是日本人，又不能见容于大老婆，如此和雷国顺脱离了夫妻关系，改嫁至姚楼村一家姓宋的农民为妻。她不生育，抱养了一个两岁多的女婴，三口人含辛茹苦地生活，她勤劳淳朴，身体健壮，什么活儿都能干，背石头，挖地，种田，养猪，日子也过得去。不久，姓宋的丈夫死了，也就在这时，雷国顺的妻子病故，有人从中说合，让她仍回到雷的身边，毕竟夫妻一场。然而雷国顺囿于传统道德，执意不肯，王玉兰无奈，在养女成人以后，给招了一周姓女婿，自己改嫁到白李湾李明堂家。
王玉兰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我们提出要给她照相，她忙从里屋取出一套日本和服说：“让我穿上我们日本服装照张相！”她说这是她40年来第一次穿上这套和服，是特意为参加今年春节晚会制作的。看起来她对这套和服分外珍惜，分外有情。她的老伴忙上前给她穿戴，系绑背后装束。此时，再一打量她，面颊透红，大眼长眉，身材适中，可以想象她年轻时的风韵。
“相片你们要给我寄来。过去照了许多相，都没寄过一张。”她，水崎秀子把我们送上公路，频频招手，伫立在一侏大柳树旁。我想，一个日本女人，为什么能在这个万山丛中，丹江之畔，平安地度过几十年？这表明我们中国人民的友好，山区人民的良善，当然也端赖她的勤劳与好的人缘。如今她的感情、习惯与生活方式已全身心地溶人“王玉兰”这个中国妇女常叫的名字中去，成为普通的中国妇女的一员。我忽然又想到了今年一月日本阪神大地震，我国政府给予日本人民精神上鼓舞和物质上的帮助；我国的经济建设，有日本企业界的投资。四月份乔石委员长访问了日本，表明中日两国从过去那一段不幸的历史时期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已成为进一步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村山首相也明确表示今年是二战结束50周年，日本愿在深刻反省过去历史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与中国加强友好合作。
我上了车，回头一望，水崎秀子在荡漾的春风中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