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闻
说来惭愧，我只记得我的启蒙老师姓惠，连他的名字也未曾记得。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晚会上一曲《大刀进行曲》把我带入了儿时师事的回忆。我的学生时代是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渡过的，前后经受过许许多多老师的教悔，这其中不乏一些大有学问的社会名流，但至今留在我印象中最深的，还是这位时而教书，时而务农，鲜为人知的乡村老教师。是他教我读书识字，迈出了这人生的第一步，是他教我唱歌作操，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而这首《大刀进行曲》，就是我、也是他学唱的第一支歌。
“炒馍”风波
那是1938年的春天，当时我的习惯年龄刚到6岁，妈妈要给我“戴上笼头”，让我跟哥哥到村里的小学读书。学校设在村东头一大户家的车房，十多个毛孩子挤在一起，上课也不分班次，不管给哪个年级讲课，大家都得听。乡下的消息是很闭塞的，虽然“七·七事变”已半年多了，可在我们这个渭北高塬的穷乡僻壤，人们还没有嗅到战争的气息。在学校里，除了认字外，老师讲的是《幼学琼林》，至今还记得“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浑浊下沉者为地……”当时也听不懂意思，只是念念口诀，所以最高兴的就是先生回家，娃娃成精。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老师说他要回家去，让哥哥领我们自习。可先生刚一出门，这群孩子就像脱缰的野马似的疯成了起来。
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炒馍蛋吃。反正先生点灯用的是菜子油，洗漱用的铜脸盆，车房院子里有的是麦草，同学们把书包里的馍揍起来掰成蛋，立即七手八脚地动作起来。正当大家馋涎欲滴准备分享胜利果实时，老师突然转了回来，同学们一下子吓得乱作一团。平常一向慈祥的老师见状勃然大怒，喝令娃娃们按大小个排成一行，言明每人十大板。我是最小的，第一个就轮到了我。当先生拉出我的手掌操起戒尺时，从来也没有尝过挨板子味的我惊吓得大哭大闹起来。正当这时，哥哥突然站了出来说：他不懂事，炒馍旦是我们这些大学生干的，请老师原谅他这一遭，我愿意替他挨打。此情此景似乎使在我的哭闹下本来已经有点犹豫的老师有所感动。他扔掉戒尺，叹了一口气说：算了吧，以后不能再这样淘气了！大家总算躲过了这顿板子。
“扬刀”起舞
时间大约过了半年多，学校从东头车房搬到了村外的一座小庙里，哥哥和几个大同学也已上了镇上的完小。他们从外面不时带回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册子，记得有揭露鬼子兽行的漫画，介绍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战的连环画。那时，日本人的炮火已经打到潼关了，村里的大人也开始紧张起来；更令人不安的是河南的难民像潮水般地涌向我们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庄，村外的土地堂、场房，地里的庵棚几乎都住上了难民，扶老携幼的讨饭者更是络绎不绝。亡国奴的悲惨境遇使村里的父老脸上挂满了愁云，老师也一反常态，心情显得特别沉重，很少说话和训斥学生。他让哥哥从镇上每周给他带一些报纸和宣传材料，在课堂上讲九·一八，七·七事变，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使我们这些不怎么懂事的孩子也渐渐地有了一点朦胧的国难当头的意识。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从来不知道音乐和体育为何物的老师竟然在学校里增添了唱歌和体育的课目。过去，这里是从来听不到歌声和不作体操的。就在几个月前，当时县上的督学到学校视察，要学生唱所谓的“国歌”时，老师不知从哪里找来了歌词，领着我们用他读古文时特有的腔调，一字一顿地照念了一遍，惹得督学和同学们都笑了起来。这次，他让哥哥星期天回来时给我们教唱抗日歌曲（那时村学是不过礼拜的）。记得第一首学的就是《大刀进行曲》，当教室里响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雄壮而稚嫩的歌声时，年过半百的老师显得格外激动。他不但和同学们一起学唱，还给大家讲十九路军大刀队的杀敌故事，似乎变得年轻了许多。不几天，他又从家里带来一把自制的木刀，叫同学每人照样让家长做一把，每天下午各一次教他编导的“大刀舞”（老师并未冠此名），一边作踢腿、劈刀的动作，一边唱《大刀进行曲》。我们这沉寂的古庙学堂里一下子生机盎然起来，不但吸引了不少没有上学的孩子围观，连村里的大人也不时来看热闹。抗日的烽火渐渐地波及到我们这个高塬荒村，誓死不作亡国奴的抗日救亡思想也开始在小学生和村民们的心里播下了种子。
误报“军情”
在旧社会，乡村教师的待遇是非常菲薄的，一个学生一年三斗麦的学费（每斗30斤），一年就是四五石、一千三四百斤的薪水，远远低于一个强壮长工的工钱。但是老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天地君亲师”的传统观念在村民头脑里还非常牢固，谁家过红白喜事都要把老师奉为上宾。学生轮流给先生管饭，家长都很敬事，虽然没有什么好东西，但这萝卜丝、咸菜、油泼辣子、盐，总是要配上四个菜碟，老百姓常吃的杂粮馍、苞谷糊汤是绝不给老师端的。再穷的家管饭时也得蒸一锅白馍，而且揉得很到，团得很小、很圆。早饭是烤得又黄又脆的圆馍和一碗红豆小米粥，晚饭大多是面条或荞面饸饹。小学生是最喜欢给先生管饭的，从家里把饭菜用木盘端到学校，等先生吃毕饭再端回来。先生一般是不会把馍吃完的，一出庙门，端饭的娃娃就狼吞虎咽地扫掉那剩下的黄干馍和小菜。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好香啊！难怪解放初在关中干部中还流传着“油泼辣子加黄干馍等于社会主义”的口头禅，可见它的魅力了！
我们的惠老师是最喜欢吃荞面饸饹的，过几天不吃就有点嘴馋。记得有一个暑假哥哥在学校补习功课，老师问他下午家里做什么饭，哥哥说是压饸饹。老师当时就让管饭的那位学生不要端饭了，说下午吃慧家的饸饹。谁知放学回家，才知道大哥有事出门，没人压，打了一锅搅团。这下可让我俩傻了眼，只得硬着头皮给端了去。妈妈特地给搅团上浇了好多油泼辣子醋水水，吃得老师又辣又热，一边唏溜着嘴，一边擦汗，不时地说：“这娃，辣子调得这么多……”我俩在一旁既感到内疚，又觉得好笑。吃毕饭，老师大概看出了我们的尬尴，笑笑说：也好，也好，今天倒吃了个稀罕。
惠老师在我们村里教了三年学，大概是我上三年级时离开的。当时他虽已是五十开外的老人了，但精神很好，十分健谈，村里的人送了他个不恭的“雅号”，叫他惠大谝，他似乎也不介意（当然我们不敢、也不能叫的）。他一个人晚上住在学校里，还养了一只鹅做伴。那鹅的食量很大，老师就让同学早晨带些杂粮、剩饭来喂，并许诺将来给学生每人一个鹅蛋。在我们那旱塬小村里，过去从来没有人养过鹅，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愿，所以同学们都很踊跃。当时我不敢告诉大人，每天上学时偷偷在口袋里装一把麦子喂鹅。可我胆子小，每当那只鹅伸长了脖子冲着我跑来，往往吓得惊慌失措，扔下麦子连忙跑掉；加上我自小多病瘦弱，那“大刀舞”的踢腿劈刀老是练不好。老师对此看来是不满意的，常常带着失望的眼光摇着头。有一次，他圈点了我的一篇周记，是我看了村上杀猪后写的，无非是我们不能像猪羊一样任人宰割类的感慨。老师似乎有点欣慰，把我叫到房子说，抗日救亡最重要的是健身强兵，没有英勇坚强的战士，打不败日本鬼子，怎能不任人宰割！不过你们还小，学好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你的体质太差，练武看起来是不行了，那就好好习文吧！圣人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以后你就改名为文彬好了！于是，从八岁起，我就糊里糊涂的有了现在这个“大名”。
失之交臂
随着时间的迁移，老师的音容在我的脑海中日益淡漠了，但是将近二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和惠老师有一次不期而遇的邂逅。那是1959年的春天，我在略阳劳动锻炼一年后回机关工作，顺便回老家看看。大跃进中，我们的家乡修了一条大渠，原来的道路已经面目全非，在离村子四五里路小镇过后的塬头上我竟迷了路，站在那里茫然不知所向。正当这时，在渠辛上挑草的一位老人向我走来。他大约有70多岁了，满头白发，脸上布满了皱纹，光着头，一身家织布棉衣，紧着腰带，扎着裤管。他打量了我一会说：你是上董石家去吧？我连忙答了一声是。“那么，你一定是清泉（我父亲）的娃了！”没有等我回答，接着又问道，你是慧，还是荣？我心里很纳闷，好几年没有回家了，连村里的一些年轻人都不认得了，这位老者怎么连我的小名和家世都这么清楚呢？我连忙恭敬地回答：我是老小。老者接着又问道，听说你在省上捉事，现在干啥？当我告诉他我在一家报社当记者时，他显得有点兴奋，频频点头，喃喃道：“有出息，有出息！”猛地，他又问道：“听说你哥在铁道部干事，是不是当了局长、部长了”？我不禁哑然失笑：“他在铁道部下面一个设计院做工程师，离部长、局长八码子十远哩！”霎那间，老人似乎有点失望，但很快又流露出欣慰的眼光说：没当官也好，做学问，一样有出息。一阵对话之后，他给我指了路，弓着腰，挎着笼，慢慢地消失在大渠的西边。
“他是谁呢？”一路上我搜肠刮肚，苦苦思索。回到家里，和大哥谈起这件事，他说：“那不是你的惠老师吗！”我不由得啊了一声。对于这失之交臂的师生会，我怎么连老师都没有问候一声呢？后来才听村上人说，前清时，惠老师也是进过学的，可十年寒窗到头也没有中上个秀才。辛亥革命后，他时而教书，时而务农，直到他老了，肚子里的四书五经也适应不了新学堂的需要了，于是，便彻底地回家挑草、喂牛……他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学生中有几个能出人头地，但得到的往往是失望，即使有个把子干出点名堂，可有谁又能记得他这块默默无闻的“铺路石”呢？
星转斗移，转眼已是大半个世纪了，我们的惠老师早已作古，当年孩童的我也成了白发衰翁。可老师那扬刀踢腿，领我们学唱“大刀舞”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三十六年前最后一面老师那期望的眼光仍不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让我悔恨终生。每当忆及这些往事时，我就由不得在内心深处道一声：愧对吾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