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常
自古以来，钱似乎一直和文人闹别扭。“文章憎命达”，虽说有点愤世嫉俗，但毕竟道出了多数文人的际遇。屈原堪称当时文坛泰斗巨擘，可他正道直行，只落得“愁苦而终穷”；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印归田，结果“寒馁常糟糠”；曹雪芹该是“世界级”的巨匠吧，可他家道中落，闹得“举家食粥酒常赊”。纵观文学史，文人穷困潦倒的多，富贵荣耀者寡。尽管这样，文人大多能恪守道义，维护人格，安贫乐道。
古代文坛先贤的作为，在而今新潮文人眼中，简直是迂腐透顶，可笑至极。有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强”。而今的文人太精明、太实际了。商品大潮遮天铺地而来，文坛也变得震荡浮躁，一些文人难耐寂寞，公然亮出了“我们也要发”的旗号，为钱消得人憔悴，“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有的赤膊上阵，在商海拼搏；有的改换门庭，跻身政界寻求发展；有的“靠山吃山”，“以文养文”——凭手中的笔来巴结赵公元帅，“板凳难望十天冷，文章偏写万言空。”假斯文的面皮撕掉，立即露出了市侩和商人的本相。
于是文坛变得喧嚣纷扰，名利客粉墨登场，作尽兴的表演。他们变得急切起来：喜欢时尚和流行。喜欢热闹和炫耀，喜欢包装和炒卖；他们变得势利起来：热衷和大款大腕交朋友，热衷于和权贵政要拉关系，热衷攀附和拜求；他们也变得乖巧起来：擅长于媚俗和讨好，擅长于走捷径和“借东风”，擅长于少投入和多产出。在他们身上，什么文人的清高和节操，道德感和使命感，早丢到爪哇国去了，只剩下市侩气和奸商味！
不是吗？有人出了报告文学集，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笔法，对其中的厂长和经理进行夸张式的描写，甚至“点石成金”，任意妄为变作“大胆创新”，隐性亏损吹成“利税上升”。大作令人惨不忍睹，强行推销之日，便是卖废纸之时。笑骂任你笑骂，反正作者净赚不赔！
还少么？有人热衷写传编集拉赞助，管你流氓无赖，痞子恶棍，赌徒积贼，只要掏钱，立即化腐朽为神奇，丑八怪变美人。作者有的是把蚂蚁吹成大象的能耐，把瓦砾点化宝玉的道行；文章一响，黄金万两，怎怕人骂八辈祖宗！
最可恶有人黑着心制作“黄色”、“灰色”系列，心系“钱哥哥”，那样刺激写那样，怎么煽情怎么写。什么社会效果，什么艺术良知，统统见鬼去吧！于是“拳头和枕头齐晃，强盗与美女共舞”，人欲泛滥，血肉横飞。这哪是艺术创造，分明是诲淫诲盗！
文人太爱钱就不值钱，写作直扑“钱”主题作品就变味。如果掉进钱眼里翻跟斗，用“金”眼看世界，其灵魂必然扭曲，人格势必变形；其艺术追求必定卑俗，创作道路必然偏移。到此地步，就别在文坛招摇撞骗了，干脆当投机商和小政客去！
且让我歪解“败”字吧：“贝”者，钱也；“文”者，文人也；文人和钱拥抱，势必致败。其实，不仅仅限于文人和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