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国有资产正以平均每天2亿元以上的速度加速流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改革的焦点。为此，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邓荣霖教授。
记者：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说法很多，您认为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
邓荣霖：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体制的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政企术分，代理机制不健全，企业的主体地位难以确立；二是历史的惯性，集中表现为结构刚性和观念滞后，我国的国有企业多分布于夕阳产业，已接近或处于产业周期的衰退期，结构效益差，转产成本高，加之新兴产业的进入障碍很大，国家又没有配套的产业调整援助措施，因而结构刚性十分明显；历史惯性的另一方面表现为观念滞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企业的竞争意识；三是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不高，投入产出效率较低，也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记者：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是不是堵住国有资产流失的一种有效途径？
邓荣霖：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当务之急是收缩国有经济战线，集中力量抓好大型国有企业，对一般小型国有企业则放开搞活，即“抓大放小”。它一方面能够优化固定资产的配置，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国有经济的负担。收缩战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经济命脉，因而有必要进行分类指导。具体地说，在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的非竞争性行业，因其事关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必须保证国家所有，非国有企业不得进入；对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不完全竞争行业，应允许非国有成份存在，但须由国家控股；对纯粹以盈利为目的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国有企业，可采取改、转、租、卖、股、破等方式，有偿转让给非国有经济成份经营。但对前两类主导作用领域内的国有资产，则应重在资产重组、扩大规模，以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集聚效应，进一步解决我国在这些领域内国有企业规模不足的问题。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决不意味着搞私有化，非国有化并不排斥国有制以外的其他公有制形式，而且当前我国民间资本实力还不够强大，推行私有化必然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另外，为保证“抓大放小”这一路线，应尽快出台“国有资产法”，尽管现在看来还有许多困难，但应抓紧制订，以保障国有资产的合法性，使国有资产尽量避免流失。（摘自《世界信息报》魏晓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