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日乾
“极少数”是个啥概念？我试问妻子，她以为不值得一问：“极少数就是很少很少的嘛！”又问二十出头的小儿子，他也不假思索地回答：“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吧，最大不超过百分之五。”看来，“极少数”是个不难理解没有歧义的概念。然而，积几十年之经验，我觉得“极少数”在中国其实是个很难侍弄的说法。
读过一篇文章，题为《极少数中学生何以谈情说爱？》你猜这“极少数”是多少？“正确答案”竟然是：正在恋爱中的占中学生总数的35.7%，外加尚在求爱过程中而未进入恋爱状态的17%。
35.7%也叫“极少数”，确是个大笑话，但这又显然不是出于作者的无知或编者的大意
说来话长。我们曾经特别强调要分清少数和多数，是一个指头还是九个指头，这当然十分正确。但我们也曾一次又一次被这多和少、一和九弄得目瞪口呆，懵头转向，有理说不清。
你为了千里大堤的长治久安，指出它某处有一个蚁穴，却会遭到不容分辨的斥责：“为什么不看巍巍堤坝，只盯着小小一穴？难道我们的大堤到处都是这样吗？”
明明是许多地方生产遭破坏，群众饿肚子及至饿死人，你要是如实说出不加上“极少数”的限定，——哪怕是内部汇报，也会扣你个“把蚂蚁说成大象”，“恶毒攻击”的帽子，这帽子抡到彭大将军头上，就叫做“右倾机会主义”，足以置人于死地的。
屡屡次次，反反复复之后，人们大彻大悟了：“家丑不可外扬”，凡属不好的事情，夸大固是大逆不道，是多少说多少也太胶柱鼓瑟，高瞻远瞩之法是藐而视之即缩小（君不记，“文革”期间，“走资派”遍地走，光中央就有刘、邓、陶、彭、罗、陆、杨一大串，但仍然叫做“一小撮”）。如此，才不至于夸大阴暗面，产生副作用，才能显示我们的形势任何时候都是“大好”的，“莺歌燕舞”的，也才能体现出说话人“透过现象看本质”、至少不是光看支流不见主流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水平。
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它至今仍有一定的惯性力。所以
拖欠教师工资的事实遍于大半个中国，有时被说成是“极少数地区”；公款吃喝、公款送礼、权钱交易、中饱私囊差不多是随处可见而屡禁不止，常见的说法依然是“极少数干部，经不住物质的诱惑”；
有的县，一案就牵扯进包括县长在内的干部近百名，被公开曝光的也有几十名，有的一案被判刑十几位，按习惯，或“原则上”，还得说“绝大部分干部是好的”；
神经过分脆弱的作者、编者，哪怕是谈中学生早恋，哪怕文内说的是“七分严重”，也要在首先入目的标题上避开“很多”、“相当多”、“很不少”一类字眼而题不对文地安上一个保险系数最大的“极少数”，以免审稿者一惊之下亮起红灯。
于是，我只好在题目上加以“呜呼”。
“极少数”可未必是“极小事”，“四人帮”是极少数，王宝森也是极少数，都需要用极大的气力去解决。面对本地区本单位的腐败现象，有人时常把“极少数”挂在嘴上，好像是理论上很识“数”，其实不过是轻描问题淡写责任罢了。
至于将35.7%说成“极少数”究竟于社会、于学校、于家长或于中学生们有什么积极意义，我实在想不出。如此大笑话竟然获准而后堂皇见报，是否反证了：在有的人那里，如果不把35.7%称作“极少数”还真通不过呢？
真叫人不能不“呜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