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敏时下，一些地区、部门或单位的“公仆”彼此攀比竞相效尤，奉行“吹而优则仕”的为官哲学：向上汇报成绩时妙笔生花，以小说大，无中生有；谈缺点轻描淡写，含糊其辞。正如一个顺口溜里所说的：“手拿本，脸朝天，口里说，心里编，数字不足向上添”。似乎政绩不是干出来的，而是吹出来的！
缘何如是？“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说与他们的上级好大喜功不求深入的衙门陋习有着必然联系。长期以来，在他们那里，决定干部的任免升迁，评价工作的得失好坏，往往是以“材料”论“英雄”，以“汇报”量“政绩”。因为“数字”出官，所以“官出数字”；因为“政绩”关乎任免升迁，实干得不到“实效”，加之有机可乘有空可钻，所以不如谎报虚编来得易然。一言以蔽之，吹政绩扬绩抑错虚报浮夸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其大有“市场”罢了！
“改政移风，必有其本。”南郭先生滥竽充数，源于齐宣王善听
“合奏”；齐湣王改听“合奏”为“独奏”，南郭处士闻风而逃。同样道理，吹“政绩”虚报浮夸，根源在于好大喜功不求深入的衙门陋习。我们的领导为何不可“改政移风”，改“听汇报”为“察实效”，从而根治“吹而优则仕”的为官之道呢？《管子》曰：“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兵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诉讼也；汤有总街之廷，以观民非也；武王有灵台之囿，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如果我们的领导学学古代圣帝明王的作为，走出办公室，走出会议厅，“广询于下也”，何患“下情不能上达”？何患“吹而优则仕”不能有效遏制？何患本地区本部门经济建设不见起色？
“多做一些调查研究，少一些主观主义。”江总书记如是告诫我们。我们不是常说要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吗？了解新情况不做“调查研究”行吗？“调查研究”怎么做？不妨先从改“听汇报”为“察实效”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