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刚/文
“老大哥”、主人翁”等令人骄傲的字眼几乎成了工人阶级的特定称谓。有些年头，穿件工作服上街都能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长大当工人”更是无数孩子的憧憬与向往。
但，这些都已时过境迁。
1990年，北京环卫系统招工，应招278名，实招181名；1991年又一次招工，办的是“专场”，计划招200名，只有67人报名，实招32人；1992年“专场”取消名额限制，多多益善，结果报名15人，实招3人！待到1994年，前两届招的213名人走的走，调的调，只剩下24人。
乌鲁木齐矿务局公开招收120名采煤工，仅有两名男青年前往报考。
《少男少女》杂志社对北京、广州两地部分中学生进行了一次就业意向问卷调查。广州接受调查的2070名中学生中只有16人表示愿意当工人（已包括当合资厂或外资厂工人在内），而北京1832人中，想当工人的只有8人。
《中华工商时报》曾对包括著名导演，艺术家和工人、农民在内的数十名家长作过一次“孩子长大后干什么？”的民意测验，结果不同职业的家长们都希望子女能成为企业家、实业家、艺术家或从事其他脑力劳动，无一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工人。
时代不同了，“老大哥”似乎成了冬天的“扇子”。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虽然几经潮起潮落，但这种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仍然根深蒂固。如今，“当工人”几乎成了“没文化”、“没出息”的同义词，甚至还包含着某种“惩罚”的意味。
为什么“唯有读书高”？考上学就可以拿到文凭就成为国家干部，就可以坐机关。在不同企业单位，工人与干部的差距已逐步拉大。就连同一企业，干部的工资也往往比工人的高。如今企业生产班组一般实行计件承包，遇上条件不好，连工资都保不全，而机关干部的工作没有定额，干多干少工资奖金照拿不误。有的企业辛辛苦苦干活的一线工人奖金最低，人浮于事的机关干部却拿得最多。平时一旦遇到生产任务不饱满，工人便放假，只领生活费，有时连生活费都一拖再拖，有企业将这称为“转变观念”：给你发了生活费，就不欠你的工资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机关干部照样可以拿工资，甚至奖金一文不少。在一家铁路建筑企业，一线工人收入大概为400元至500元，二线工人450元至550元，而管理人员月工资高达600元至800元，部分人员超千元。这还仅仅是表面性的。近年来，国有企业亏损面比较大，不少企业福利费一文没有，就连基本工资也难保证。
其实，也有相当部分工人不全是为了钱。
企业改革确定了厂长经理的法人地位，于是，一些厂长经理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哲学，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置《企业法》、《劳动法》、《工会法》于不顾，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主仆”关系大易位。在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除名工人是必有之权，还有的厂长把工会主席给解雇了。《河北工人报》曾报道：石家庄市宏业公司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经理、党支部书记、副经理搞集体经济犯罪活动，弄垮了一个先进企业，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揭发这一案件的女工会主席陈凤芹反而受到排斥打击。记者前去采访时，公司院内竟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没有一个人向记者谈情况。职工们怕，怕什么？不言而喻。南京金箔集团卷烟铝箔厂自1988年投产以来，一直坚持两班工作制，每班正常工作12小时，有的工人最长日工作时间达20小时左右。职工们反映，当班工作量必须12小时才能完成，不少人常常一天干18个小时。工厂是按照每天12小时安排工资，8小时的班已没排过，所以也没有加班的概念。近年来，国企亏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造成企业亏损的原因林林总总，但不少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其管理者的“败家”行为所致。企业亏损的苦果由谁来吃？往往是工人。“败家厂长”们则不少一根汗毛，或高升，或异地做官“溜”了。根据黑龙江省某市纪委对该市27家亏损额在百万元以上的企业进行调查，发现19家企业亏损原因是企业主要负责人盲目决策，中饱私囊等“败家”行为造成的。而这19家企业的厂长（经理）已有5人提拔，10人同职异地交流，4人改任其他工作。
中国人向来重视社会声誉。“臭老九”的价值判断，曾使中国缺少了一代知识分子。那么，中国工人的社会地位又是什么呢？
某地方政府规定，产值超过700万元的厂长享受正县级待遇……500万元以上享受副县级待遇，水涨船高。工人能不能享受科级副科级？不可能。工人再好也只能是工人！大学毕业当干部，工人以工代干转正极难。如今的制度，工人要往上走，只剩一条路：当技师。可技师的比例只有3%，比技术干部升高级工程师的比例小多了。工程师分为四等，可技工只有三等。全国高级技师只有2000人，技师只有20万，没法和工程师系列相比。
待遇不高，地位不佳，当工人便显得既不实惠又不光彩。中国工人似乎臭了，贬值了，掉价了！
于是，知识分子给子女灌输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干部则绞尽脑汁给子女安排好岗位；工人们则拼死也让子女有出息：在岗的工人也千方百计准备跳槽，或通过停薪留职下海经商等方式以改变命运。那人们不禁要问：
将来谁当工人？
在正式职工纷纷“撤退”时，急于摆脱贫困的农民挈妇将雏“长驱直入”，进占企业中空留出来的位置。据统计材料表明，现在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高达8000万。但这些“农民工”能撑起中国工人肩上本应挑起的担子吗？
在企业，“农民工”被称为“二等职工”。而他们则自称为“低级职工”。为什么？农民工报酬低，工资仅为正式职工的1/2至1/4，而劳动强度则是极高，可以说正是由于正式工不愿干的苦脏累差活才造就了农民工的出现。福利保障对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农民工的一个代名词便是“受气包”。在单位，他们多数毫无主人翁的感觉，有的只是压抑感、自卑感和恐怖感。任何人都可以对他们发号施令。“干部喝茶看报，正式工喊喊口号，临时工端屎倒尿”便是某些企业活生生的生活图像。至于政治待遇，比如入党评先进等等，对农民工来说是想都不敢想。就业上与职工或说是市民不能进行平等竞争，使得当年陈焕生对城里人的困惑不解及隐隐对抗依然存在，大部分农民工处在“悬飘”状态，过一天算一天，使得这个庞大的队伍并不稳定。
与此同时，农民工目前的素质也并不足以担此重任。据北京市的调查，外来人口中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比例仅为31.11%，而男性也不过60.75%，很明显，农民工的素质亟待提高。没有一支素质过硬人心稳定的职工队伍，任何宏伟的设想，任何美丽的蓝图都难以变成现实。
从历史看，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最主要的标志之一，便是农业人口比重的大幅度下降。这个规律在中国也将不折不扣地发生。也就是说，8亿农民中绝大多数必将随着社会形态的转换而成为产业工人或其他非农人员。专家们预测，人口城市化的进程最终要将我国非农业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30%左右上升到70%左右。提高这些成为企业计划外用工的农民工的素质便成为当务之急。
1995年底，北京师范大学的一群学生凭着一腔热血办起了首家“民工学校”——大钟寺市场夜校。随后，上海也开办了民工学校。虽然仅靠这些学生的微薄之力，是很难担此重任，但他们的举动将敦促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行动起来。
三
解决技工断层的问题，应以巩固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与适当的经济地位相结合，激发广大工人自尊自强的敬业精神，使这一神圣职业再显辉煌；把农民工组织起来接受教育，让他们了解城市、融入城市，在给予知识的同时给予尊重，使他们成为既有较好文明素养，又有一技之长的有用之人，似乎是避免这一断层出现的现实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