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惠
人生很残酷，际遇总是不期然，似乎是冥冥中的定约，令你蓦然回首，触目惊心。
太平间之与我，永远是那遥远清晰的两扇小窗，永远包含了温馨的眷恋和对生存的恐惧。
那时节，我尚未入学，随军在新疆北部的一个小山沟，早出晚归、忙忙碌碌的父母无暇于我，只有我和爷爷蜗居于那两间简陋的平房里。
爷爷坐在古老的榆钱树下捻线、纳鞋底，我抱着爷爷的腿咿咿呀呀地唱样板戏，或者一个人跑到军旅外的戈壁滩上游荡，数不清的蚱蜢和蚂蚁窝，溢满我幼小心灵的乐园。
那一日去军犬室，走过一栋没入地面的房子，引起了我的好奇，我竟然从两扇离地不高的窗户里看到一间整洁的屋子，小小的，只有两张床，铺着雪白的床单，干干净净。那种造屋的独特，环境的幽僻，令人神往，令我狂喜。
我一下就喜欢上这个“角落”，我的阿波罗神殿。
摘一些沙枣，逮一些蚱蜢，捏一些泥盆泥碗，我倚坐在窗棂边，仔仔细细欣赏这无人顾及的“清静之地”，想象着花样摆放我曾在画片上见过的家具，在小屋演绎着一些悲悲喜喜的故事。
这是我的精神财富，在物质极端贫困周围全是成人的世界里，我欣喜它的纯洁、完善，我满足地徜徉在自己静谧的心界里。
一种骄傲、一种成就感每天激励着心中的太阳冉冉升起。
我流恋于窗前，常常陷于痴想。
但是那两天，家里突然空气紧张，爸爸医院的解放军叔叔阿姨来回穿梭，妈妈破天荒不值班，无事可做、心惊得我赶忙躲出去、躲到自己的领地，晚饭时蹭回家，却见姐姐也回来了，爸爸躺在床上，妈妈在哭。爷爷呢？
坚强得怕拖累儿孙的爷爷，硬忍住癌症的剧烈疼痛直至生命将息。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去太平间告别，那么多人慢慢地走，慢慢地走，却走到了我熟悉的那两扇小窗前。我的心猛烈地跳动了，我第一次走下台阶进入我梦系魂牵的小屋，可是那从无人住的雪白的床上，却躺着我至亲至爱的爷爷，我的头“嗡”地一片空白；这是死人的“极乐世界”。
恐惧使我视“领地”为“禁地”，那两扇小窗，却常常黑黝黝地望着我，遥远而清晰。
父母终于割舍不了乡情，在我上初中时，从新疆转业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父亲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我们五个子女和永远年轻的母亲在绿荫下无忧无虑、快乐地生活。
可是，幸福总是这么短暂。
父亲18岁当兵，人藏剿匪，进疆驻守三十年，终于积劳成疾，在病床上瘦成一把。看着父亲眼中荡着对世间的留恋，对五个未成年子女未偿的心愿，我的泪汹涌而出，怎么会，怎么会呢？我伟岸如山一样的父亲。
在医院太平间冰冷的水泥床上，父亲安祥地躺着等着入殓，我不能忍受，不能忍受失去人生的坐标，不能忍受失去深沉父爱，不能忍受这残酷的支离破碎的亲情。
少年的梦，醒得这么早。
时至今日，人们常常羡慕母亲：五个孩子五个大学生，其中两个军医校毕业，真有福气呀，母亲欣慰的笑容里却总有一抹遗憾。我知道，是父亲，他没能等到这一天，没能看到孩子们在贫寒无助的境界中发奋图强，造福社会。
常去西安大姐家看母亲，也喜欢四医大那绿色军营特有的氛围。进出后门的路上，有一座旧旧的老式房子，就那么古怪地站着，走得多了，不免好奇。大姐见怪不怪地：“那是太平间。”
我如被电流击中，那两扇小窗，遥远而清晰地浮现。泪，从心底涌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