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流云
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医院在救死扶伤的宗旨下，也开始拨起经济算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无论公费还是私费看病，也不管病大病小，都希望找一个最好的医生。穿白大褂的大夫们终于从“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偈子”里幡然醒悟，纷纷“下海”，在各大医院门诊大厅里练起“摊”来。
于是，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医院挂出了“专家门诊”的牌子。有关专家门诊是是非非的议论也由此而起。
三年前，北京西城区某医院的门诊大厅里挂出一幅巨大的表格牌，上面写着该院几个科室专家门诊的时间、治症、专家职称及挂号费。一时间，来该院看病者趋之若鹜。此后不久，各大医院纷纷亮出“专家门诊”的幌子。据北京市有代表性的医院提供的数字统计，挂专家号就诊的病人占病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专家门诊火爆起来，而普普通通的科室却大有“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架势。专家门诊为何得以走“火”呢？
专家似乎摸透病人的心理，开处方尽量用进口药、贵重药，以期尽早达到疗效，从而增加病人对专家门诊的信任度。但这种做法却遭到普通医生的非议。他们认为，对于一般的病患者，开始不宜服用贵重药品，因为这些药品多数是高抗菌类药，病人服用后虽疗效显著，但同时病人自身就产生了该类药物的抗体，一旦老病重犯，一般药品则很难奏效。
在专家门诊处排队的，也不乏自己掏腰包的，这些人一般都比较有钱。一位患感冒的个体户稀里糊涂地挂了个外科专家的号，令专家啼笑皆非，问他干嘛感冒也挂专家号，答曰。“专家档次高。”
据了解，无论公费私费专家门诊的病人都对门诊专家缺乏了解，多是奔着“专家”而来，看过之后又觉得不过如此而已。
也有从外地赶来看专家的农民，这些人多是疑难病患者，许多都是慕名而来的，专家门诊的时间限制，给这部分乡下人带来诸多不便。在北京某医院门口，一位来自河北的农民说，为了挂号，他早上5点就到这儿排队。他前面已站了8个人，窗前的小黑板上写着上午挂l0个号”。专家门诊也在一些人面前呈现出一种怪圈。在北京某家医院的门口，一对抱小孩的夫妇不知所措。原来，这对从山西省来的年轻夫妇是为小孩治疗先天性手指萎缩而来的。他们根据广告来到专家门诊医院看专家门诊，专家随便捏了捏孩子残疾的手说：“我给你们推荐某医院的某大夫，他对这个在行。”这对夫妇赶到专家推荐的医院又挂了专家号，结果这家医院的大夫也只是简单地看了一下后，又向他们推荐到这家医院的又一名大夫。为了挂到这位专家的号，这对夫妇在北京滞留了四天，但进到专家室不到一分钟就诊断完了，然后又如是推荐另一位专家。令这对夫妇疑感不解的是，这位专家推荐的竟是他们进的第一家医院的那位专家。这个孩子的母亲说；“我们几乎把大半个北京城兜遍了，光挂号费就花了30元，可看病的时间加起来还没超过3分钟。”这个孩子的父亲似乎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这之间是不是有某种默契呢？”
尽管人们对专家门诊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看专家门诊的病人还是络绎不绝。源源不断的病人给医院和坐门诊的专家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了增加收入，各大医院专家门诊表越排越密，几乎每个科室都开设了专家门诊。据了解，开设专家门诊对增加长期不景气的医院收入虽是杯水车薪，但对于改善职工待遇却不失为一种手段。专家门诊已成为各大医院展开竞争的方式。为了开设专家门诊，许多医院不惜重金聘请专家莅临开诊。
西安市一家医院的领导开设专家门诊有自己的解释。他说，这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服务病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专家队伍的稳定。这位领导直言不讳地说，由于专家待遇过低，搞研究往往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使一些有成就的专家一有机会就往外走。专家流失，已使许多医院的主要科室工作陷于瘫痪。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医院采取这样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令人忧虑的是，目前开设门诊的专家虽都是高级职称，但业务水平不见得都行，滥竽充数者不乏其人，使专家门诊失去权威性。同时，由于专家门诊的高收人，也使一些人置医德医风于不顾，相互“拉生意”，影响了专家门诊的声誉。针对这种情况，有关人士认为，在严格职称评审的同时，医院应做好就诊患者的信息反馈工作以及时了解专家门诊的效果，而不是简单的收取高额挂号费。据悉，北京已经有一家医院开始收集患者的信息反馈，这项工作使得医院、专家和患者三方都满意。
不管怎么说，专家门诊最明显的收益者无疑是那些坐门诊的专家。他们的工资一下子窜出原来的好几倍。一位开设骨科门诊的专家说，这么多年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电影《人到中年》，是陆文婷。他很庆幸从陆文婷的时代解脱出来。目前他每星期到三家医院轮流开诊，收入和医院三七开，他拿小头。仅此一项，他每月的收入高达千元。在众多的专家门诊室里，相当多的专家是走出大学围墙“下海”的教授。商品经济大潮使这些每月拿三五百元钱的教授换了脑筋，纷纷利用课余时间到医院挂牌就诊，有的甚至推掉了学校的教学任务干起了专家门诊个体户，成为经济大潮中的游泳者。
患者需要得到高水平的治疗，医院需要维持正常运转的资金，专家需要一定数目的收入。于是，专家门诊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关键问题是，在体制转轨和经济变革的今天，有关部门该如何协调管理，兴利除弊，使三者利益均受到合理的保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