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当前最想什么？《北京日报》最近刊发由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实施的一项工人问题调查报告，对此做出了定量化的描述。
调查显示，在分布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各种类型企业的1153名受访工人中，占56.5%的人普遍关心“增加个人收入”，这是当前普通工人个人问题第一焦点，接下来，第二、第三焦点是“学习深造”和“健康与医疗保健”，占34.7%和31.0%，第四至第八焦点分别为“搞好人际关系”（占25.5%）、“探求人生价值与意义”（占24.9%）、“住房”（占24.2%）、“子女教育”（占23.9%）、“个人权益保障”（占22.3%）。
这一问题调查，由19个封闭性选项和1个开放性选项组成。交互分析表明，不同企业类型、不同年龄和性别职工的相应关注率存在某些明显差异。
从企业类型看：
国有企业57.0%的工人和城市集体企业61.7%的工人对增加个人收入十分关心，乡镇集体企业和合资企业中相应关注率为40.0%、43.2%，其平均值相差17.8%。
国有企业工人更关心住房，将住房问题排在第四位，比其他类型企业工人排位提前了两位以上。城市集体企业工人相对看重健康与医疗保健，视其为第二大个人问题，他们中还有24.7%的人把心理调适与健康问题提上议程。乡镇集体企业工人圈选学习深造头等重要，择业就业和增加个人收入次之，相应关注率均为40.0%，个人权益保障再次之，占32.0%。高出其他类型企业工人关注率8.8%至21.2%不等，此外，在他们那里，探求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比例提高，占受访乡镇集体企业工人总体的32.0%，思考理想与现实冲突问题的比例达到24.0%，关注婚姻家庭、发展业余爱好问题的比例也都上了20.0%的线。而合资企业工人对发展业余爱好，思想与现实冲突问题的相应关注率和排位要比其他类型企业工人高些，分别为27.0%、第四位和24.3%、第七位，同时，占18.9%的人对交友之道也非常在意。从不同年龄、性别层面检验：25岁以下工人关注的第一位问题是学习深造，56岁以上工人关注的第一位问题则为健康与医疗保健，而26—35岁、36—45岁和46—55岁三个年龄段工人关注的第一位问题都是增加个人收入。在26—35岁年龄段中，占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瞄上住房问题，高出56岁以上年龄段相应关注率约20个百分点，36—45岁工人对子女教育问题、46—55岁工人对心理调适与健康问题、56岁以上工人对个人权益保障问题和25岁以下工人对发展业余爱好问题的相应关注率也都比较突出，各为56.2%、33.0%、30.4%和23.4%，其中，36—45岁受访者心理调适与健康问题排在第二位，46—55岁受访者将子女教育问题排在第四位，56岁以上受访者将个人权益保障问题排在第三位，25岁以上受访者将发展业余爱好问题排在第五位。25岁以下受访者对搞好人际关系问题尤为上心，其相应关注率比其他年龄段平均值19.5%高12.7%。
有关年龄统计还表明，在学习深造、择业就业、发展业余爱好、婚姻家庭问题上，年龄越高其关心程度越低，在健康与医疗保健和个人财产与人身安全问题上，情形正好相反，其关心程度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增高；在探求人生价值与意义、理想与现实冲突、交友之道问题上，年龄曲线则呈“月牙儿”形状，即25岁以下、26—35岁、36—45岁、46—55岁、56岁以上不同年龄段对这些问题的相应关注率显现为33.7%—18.2%—16.2%—18.6%—30.4%，21.3%—14.4%—11.4%—16.5%—17.4%，14.7%—3.8%—5.2%—2.1%—13.0%；在改善或提高社会地位问题上，各年龄段之间相应关注率变化最小，其曲线为14.7%—12.3%—15.7%—14.4%—8.7%。
在性别方面，男职工关注率超过20.0%的问题依次是增加个人收入、学习深造、健康与医疗保健、探求人生价值与意义、住房、搞好人际关系、个人权益保障、子女教育、发展业余爱好；女职工关注率超过20.0%的问题依次是增加个人收入、健康与医疗保健、子女教育、学习深造、搞好人际关系、心理调适与健康、住房、探求人生价值与意义、婚姻家庭。
虽然男女职工都关注增加个人收入问题，但男职工关注率为男职工总体的59.4%，高出女职工相应关注率12.4%。男职工在学习深造、探求人生价值与意义、住房、个人权益保障、发展业余爱好问题上的关注率高于女职工，而女职工在健康与医疗保健、子女教育、搞好人际关系、心理调适与健康、婚姻家庭问题的关注率高于男职工。
透过上述关于中国工人普遍关注的个人问题及分类数据，不难发现：
实行市场经济后，最令人瞩目的是，改革进一步为个人“松绑”，为个人和基层发挥创造性及调动积极性扫清道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已公开挑战传统价值观。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强调个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为增加个人收入、发家致富而“你追我赶”，越来越多的人从改革的局外人变为个中人。那些原本主要由公家考虑的问题，如增加个人收入、学习深造、健康与医疗保健、住房、个人权益保障等，多多少少都要由个人来考虑。在人们头脑中，一方面“自己救自己”的意识明显增强了；另一方面，对理想与现实、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思索增多了，甚至成为中老年人的问题。“四十而不惑”，成了鲁迅所说的“圣人的幸福”。
然而，改革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无不触及人们的各种利益。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就是要使置身改革（不论主动还是被动）的绝大多数人从中获益。从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情况看，改革给不少职工带来了利益，也使不少人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生活和心理上的压力都不小，他们与其他类型企业职工在增加个人收入和心理调适与健康问题上相应关注率的差值，是最好的诠释。而乡镇集体企业发展快，变化大，相对而言，乡镇集体企业职工遇到的多是些发展中的问题。如果从各类企业职工年龄、性别特征而论，男女“老中青各有各的情况，不一而足。可以说，改革加速了社会利益格局与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等特征的职工所承受的来自变动中的各种压力和矛盾日益具体化、个性化了。
再有，当前国家经济改革重点正转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职工的“铁饭碗”被市场价值、竞争、供求关系不断打破。现实生活中，社会竞争激烈，岗位流动和职业转换现象增多，知识更新与淘汰速度加速，工人学习深造问题突出出来。这个问题既是生存问题又是发展问题。它的显现，说明广大工人的竞争意识和发展意识都在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