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时阔
我不是“知青”，可多少沾了点“知青”的边。
1963年我初中毕业时，因家庭曹遇不幸，不得已舍考高中而考师范。不想后来却因祸得福，“文革”中，当我的“高中六六届”同龄人一锅端“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已经是一名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铁路职工子弟小学教师了。
然而在那风云突变的年月，个人的一切都是难以逆料的。不久，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我及其他刚分到铁路上工作不久的大中专毕业生统统也被赶到工务段劳动锻炼，“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从而使我们成为拿工资的上山下“厂”知青。
在铁路系统，工务段养路工的劳动强度之大和工作条件之艰苦，仅次于采石场的采石工。每日肩扛重近27斤的“三大件”（洋镐、钯子、铁叉），顶着风霜，踩着枕木，磕磕绊绊地走上几里乃至十几里路，尚未“开工”就已累得肩酸腿软。好在“南京到北京，走路也算工”，比起扒石碴、拨轨矩、挥镐捣固枕木来，走路还算是轻松的。晚上回来，浑身散了架似地往工棚里一躺，耳听山风松涛，乌啼猿鸣，不由感到一阵凄凉！
说来也巧，我所在工区的山那边就有一个“知青点”，共住着6男4女10名“老三届”。他们中4人来自北京，6人来自西安。在那段既炼“红心”也磨筋骨的日子里，我们彼此也就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因而同病相怜，情趣相投。山那边的知青每次回城探家赶火车都先到工区歇脚，我和另两位铁道学院毕业生星期天也常到“知青点”去玩。要不是我很快完成“锻炼”及“再教育”的使命，于1969年秋被派到一所新建铁中任教，很可能会娶一位西安女知青为妻的。那样的话，我以后的生活肯定会是另一番模样。前年，我自认为现在的家庭结构已牢不可破，在看完一部描写知青生活的电视剧之后，我斗胆向妻子和女儿说了那位梳着两只齐肩“刷把”小辫的西安女知青。上中学的女儿瞪大了眼睛说：“要是那样，不是就没有我了吗？”
其实，我与那位女知青并无什么刻骨铭心的浪漫恋情。理由很简单：那时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一方面，工区都是清一色的“光头和尚”，而我早已过了娶妻生子的年龄；另一方面，我在对方心目中，毕竟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一个吃“公家”饭的城里人，找一个城里人作丈夫，等于自己的一半也回到城里了——当婚姻简化为一种“需求”时，还能有什么浪漫可言呢？
不过平心而论，她长得很美，尤其是那对满含忧伤哀怨的大眼睛。我很快知道，她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那时她无疑是一位受到冷落的弱者，柔弱得难以抵御，哪怕是很小的伤害。而柔弱的女孩子是很容易得到男人的爱怜与同情的——这离爱情已不远了。
我调回城里一所铁中任教两年后，她还迟迟不能被招工，于是我们之间的通信越来越少。后来，在周围几位热心人的撮合下，我又认识了一位纺织厂的女工。而我之所以看上了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位纺织女工即我后来的妻也有一对知青式的齐肩“刷把”小辫。然而不久我才发现，她也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的女儿。这时已是生米煮成熟饭，要反悔也来不及了。于是，只好认命。
1977年冬天，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以“六六届中师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当时我曾期望出现奇迹——能见到那位西安女知青也来参加高考——尽管这时我已结婚成家了。
1978年初，我和其他成千上万名“老三届”们终于圆了十几年前的大学梦。其中许多人是正宗的“知青”。
走出磨难，往日的磨难便会成为一种值得炫耀的财富；摆脱痛苦，昔日的痛苦便会成为一种值得回味的甜蜜。于是，陕北的黄土坡、西双版纳的橡胶林、北大荒的黑土地，一经知青同学绘声绘色地描述，立即在我心目中变得神奇而美丽。课余饭后，我的神思便随之飞向陕北的土窑洞，云南傣家的竹楼，北国边陲的建设兵团的营房……
我不是“知青”，可我有许多知青同学、知青朋友，甚至还曾有过一位知青恋人。我自信已是两千万知青大军中的一员。虽然我不能写出像样的知青生活，但我的心是属于“知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