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雷
电视纪实片《西安大追捕》，大约是时下播放最火也最引人议论的剧目之一。老实说，一向对电视剧提不起精神的鄙人，也甘愿在众多商业广告的轮番轰炸和围剿中，连续追着看了两遍。所以“追着”，固然是因为剧情本身就有的曲折和真实，同时也因了该案首犯魏振海其言其行带来的震荡与思索，使我总有一种“透析”（恕我借用医学术语）其本质的欲望和冲动。
以我看，“10·20”犯罪团伙较之“9·18”大案罪犯，除了阴狠凶残以外，在智能与谋略上似乎技低一筹。发案仅半月余，首犯郭振平即被捕获，随之案情大白。如果不是节外生枝，“10·20”凶杀案也就圆满告破，之所以前后拖延5年之久，盖因魏振海抓而复逃藏匿既久且重新作案。看来，魏实在是一个恶物。
魏在一次与同党的交谈时，说其吃亏在于没有文化，结交的朋友也档次太低。——当然这绝不是魏良心的发现和道德的忏悔，这从他暗含杀机和以后新的罪行中不难证实。所以，假如魏振海有了文化，他也断断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我曾就此与朋友闲侃，朋友说，魏振海有了文化，比如谙熟孙子兵法，他大约更会工于心计，为害社会更深。他可能韬光养晦，怒不形色，而将祸心深藏于胸，从不轻易流露。或者他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后去做整容手术，除了留下心脏和眼睛外，魏振海便从此消失……
我不否认，魏振海有了文化，他也许作案更加狡猾，更加隐蔽，或者至今逍遥法外亦有可能。但这只是案件侦破难易程度上的差别，丝毫不会改变魏振海覆灭的结局。换句话说，魏一伙的失败乃至灭亡，是一种必然，与文化高低并无因果关系。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只要不停止作恶便必然留下蛛丝马迹，既已留下蛛丝马迹，便难逃脱正义的法网。
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固然影响于人的世界观的确立，但文化素养绝不是世界观本身。文化程度的高低也与世界观的正误不成比例，犯罪者中，既有一字不识的文盲，也有学富五车者。故此，人的道德的建树，常常比文化素养的提高显得更为重要。
平心而论，魏振海与他的同案犯相比，不说文化多高，至少有些墨水。不然，他何以懂得“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道理。他没有读过马克思，至少也听过马克思，不然，他怎能引用马克思的言论呢。可惜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借用“马利·奥日埃（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的说法而引申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却成了魏犯杀人掠钱的依据。马克思若在天有灵，一定会对这伙强盗对他的亵渎痛心疾首的。
魏振海及其一伙对资本的贪婪，以及为了这种贪婪而渲泄出的狠毒，实际上已使他们的灵魂成了物化的资本。这种资本的特征，不幸被托·约·登宁所言中：“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审视魏振海一伙灭亡的轨迹，不正是这段妙论的例证么。
“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这句古训是《西安大追捕》观后久久回荡于心的一句旁白。它也是一种文化的淀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