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名达 谷剑成
“轰——”浓烟腾起之处,福建省惠安县东园镇四座以发廊为掩护的“窑子窟”夷为平地。
据查证,此案的制造者是东园镇一名叫黄明珠的农家妇女。
34岁的黄明珠为人正派质朴,她对卖淫嫖娼现象一直看不惯,加上她丈夫江某不争气,常在一些色情场所鬼混,夜不归家,染上了性病,后又传染给了她。黄明珠对这一切非常气愤,她既恨丈夫,又恨使丈夫堕落的这些色情场所。她曾多次给当地公安部门投书,揭发东园地区的一些发廊、旅社的卖淫嫖娼情况。信中不仅指出了暗娼活动的一般情况,还揭发了一些发廊、旅社暗娼的具体姓名和活动范围,要求公安机关严肃查处。她用油漆在一些发廊的墙壁上写上“妓女间”、“令万代亡”等标语,还用墨水在布条上画着男女性交的图案挂在这些发廊门口,企图制止卖淫嫖娼活动。然而她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换来她丈夫的悔改,还不断遭受殴打。她恨怒之下,用炸药炸毁了“发廊”。
目前,色情业严重泛滥,对此深恶痛绝的岂止只是像黄明珠这样的一个普通妇女!
据公安部等有关单位统计,1995年全国共查获卖淫嫖娼案18.54万起,抓获卖淫嫖娼人员36.21万人,不仅全国一些大城市,而且少数边远山区、农村小镇也出现了卖淫嫖娼活动。密布于全国大、中、小城市,甚至乡镇五花八门的各种娱乐设施,诸如歌舞厅、夜总会、卡拉OK厅、KTV餐厅、迪斯科舞厅、酒吧、娱乐城、游艺宫以及桑拿按摩浴室、发厅、汽车旅馆等等,不少是色情业最为集中的场所,在“三陪”的幌子下进行肮脏的勾当。
曾几何时,“三陪”小姐还是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出现在这些场所。那时的“业务范围”,也仅限于陪吃、陪喝、陪玩。
对于“三陪”和非医疗性的异性按摩,全国尚无统一的说法。不少地方态度暖昧,认为“色情陪侍”可以禁止,“无色情陪侍”则应允许。“三陪”是以女性的色相来招徕、取悦男性,陪侍男性,从而获取报酬的一种特殊商业服务活动。通常把陪坐、陪酒、陪歌、陪舞、陪看电影等概称为“三陪”。其实质是把妇女当作玩物,它和非医疗性的异性按摩都是一种有辱妇女人格和尊严的行当,并且极易诱发卖淫嫖娼和各种流氓活动。
“陪业”虽说是一种“两厢情愿”的行业,它的人为因素却相当突出,难免给社会带来负效应。陪酒,酒能乱性;陪舞,舞出感情,陪看,一见“钟情”。这些均会产生嫖娼卖淫现象。如某市陪舞女丁X,在陪某局长时陪出了“感情”,最后舞上了床。丁×丈夫发现此事后,一气之下用菜刀砍死了这对男女。某海滨浴场的一位管理人员说:浴场中是否存在丑恶现象,谁也说不清。陪泳女与客人赤条条泡在水中,你知道他们干什么?
近年来,“陪业”业务范围扩大、发展到最新的陪沐浴、陪睡觉等等花样。总之,只要“价格”合理,客人的所有要求,小姐都可以满足。“三陪”小姐的来源,亦不仅限于以前的打工妹、城市待业女青年等,举凡机关干部、工人、医生、护士、大中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在校大中专学生等在“三陪”小姐中均不罕见。据说,甚至有女警察、军人亦混迹其间。她们白天是人,晚上是鬼,与各色心态的客人进行着肮脏的交易。
为什么色情业这种丑恶的现象严重泛滥、屡禁不止?
1、这是因为有些领导干部没有真正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认为只有营造黄色环境,才能吸引外资,故对扫黄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有记者曾进行过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结果表明:甚至去年夏季的“严打”,在不少地方仍未伤及色情业的一根毫毛。
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在认识上有偏误。有些人错误地将色情服务和开设赌局作为对外开放必要的投资环境和创收的手段,明里暗里为其撑腰,当保护伞,说什么“大红灯笼高高挂,不尽财源滚滚来”,甚至主张设立“红灯区”“牺牲一代妇女,加快经济发展。”
然而,这样的环境并不能吸引正派的外商来投资,有时却恰得其反。香港《镜报》月刊曾载文报道了中国大陆色情业的严重泛滥情况,对此流露出不无担心之情。香港一位上层妇女对全国妇联的同志说,境外一些富豪的夫人,因怕丈夫寻花问柳染上性病而阻止他们来内地投资。她本人也因丈夫在沿海等城市包租了一位懂英语的“二奶”而整日寝食难安。无奈派人与包租女谈判,以每月2000美金作为该女保证不与其他男性乱来的代价,以免她染上性病又祸及丈夫和自己!
其实,经济的发展,效益的提高,并非象有人鼓吹的那样“无娼不富”、“无赌不活”。
张家港是新兴的港口、开放城市,对禁娼打丑工作态度十分鲜明,严格禁止“三陪”和异性按摩,并没有影响外商到那里投资,经济发展迅速;广州与香港合资的白天鹅宾馆开业之初就明令“四不”:不设异性按摩,不设陪酒女郎,不设女性舞伴,不准裸泳。13年来,他们坚持高格调、高品位、高质量服务,对卖淫嫖娼、色情陪侍发现一个惩处一个,不仅没有减少客源,反而生意越做越火,成为全国经济效益最好的大型酒店之一。
2、有些执法部门,特别是有的公安部门直接参与了色情业的经营。参与的方法,一是打着为本部门创收的旗号,与某些有钱的部门(工商、税务、银行等)联手开办歌舞厅、夜总会、卡拉OK厅、宾馆等,这是集体参与;二是有的公安部门的领导(或其亲戚子女)和“有门路”的干警开办夜总会、卡拉OK厅等;三是有些干警业余时间被歌舞厅、夜总会、卡拉OK厅等的老板所聘,充当保护人,即所谓的“看场子者”。后两者是个人参与。有了这样的保护,这些场所的老板和蜂拥而至的“三陪”小姐便放心地大泛其黄。对此,老百姓戏称此类的歌舞厅、夜总会是“公安俱乐部”或“警察乐园”,愤称有此行为的公安部门是色情业的“保驾护航”。3、领导干部的腐败为色情业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高档娱乐设施,普通老百姓是根本消费不起的,更不用说再找小姐“三陪”了。留连于这里的,绝大部分都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不仅以公款吃喝玩“三陪”,而且还以公款嫖娼。报上屡屡有领导干部嫖娼被捉的报道,有些还是级别相当高的干部。沈阳市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发现13名接受异性按摩的人中,竟有6名处级干部,6名科级干部,仅1人是个体老板。
如果没有这些人挥霍人民血汗钱的慷慨,色情业是不会如此猖獗和长盛不衰的。腐败干部的公款消费“繁荣”了色情业,色情业的“繁荣”刺激了“三陪”的发展,“繁荣”的色情业又扩大了干部队伍的腐败,从而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4、相当一部分依靠色情捞取不义之财的歌舞厅、夜总会、卡拉OK厅等等的开办者、经营人,都是所谓“手眼通天”的人。他们或是当地党政领导的直系亲属,或是与党政领导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旁系别支”,东北某城市就是如此。省长弟弟开办的夜总会有之,副省长儿子开办的娱乐城有之,人大主任儿子开办的卡拉OK厅有之。每次清查,他们都能预先得到通知,即使“意外”、“不幸”被查,只要经营者一亮底细或领导一个电话,清查者马上唯唯而退。有了这层保护伞;“三陪”小姐和各路嫖客也就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
解放初期,共产党一声令下,北京市一夜之间就关闭了所有的妓院,收容改造了所有的妓女。卖淫嫖娼这种本已早在中国大地上绝迹的丑恶现象,为何近年来又沉渣泛起,而且屡禁不绝呢?除以上几点原因外,还有外来生活方式的影响,有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价值观念的错位,有超前消费的误导,也有打击取缔工作不够坚强有力,等等,人们还可以多层次、全方位的思考。然而,色情业的泛滥和发展,已经到了损害、影响我们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地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决不允许“红灯区”的存在,决不能让“黄明珠事件”重演,剿黄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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