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孝英
陈忠实就任省作协主席时说过一句话：“文学依然神圣。”
“依然”二字，幅射悠远，蕴含无穷。
我想仿拟过来改名：“翻译依然神圣。”
其所以依然保留了“依然”一词，是因为当今确有人认为翻译工作未必有多么神圣：既未必有多么重要，又未必需要多少才华。
这是忽略了起码史实的结论。翻开中国现代翻译史，马列主义和西方文明的火种，是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冯至等一大批作家兼翻译家传进中国的，鲁迅对其高度评价，喻之为“普洛密斯士偷火给人类”和“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欧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热情呐喊，奥林帕斯诸神的轻歌曼曲，都是通过翻译的扬声器传入中国的。假使没有翻译，中国也许至今还不知道《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如果没有文学翻译，我们也许时至今日还不认识唐·吉诃德、哈姆雷特和保尔·柯察金。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果戈理同名小说之渊源，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舒卡尔的形象对周立波刻划《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的启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对郭小川的影响，都是中俄文化交流史上脍炙人口之佳话。
新时期以来，随着国门大开，文化、经济、商贸、旅游、政治、军事多方面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翻译工作对中国现代化和国民素质提高所起的作用更是日趋重要。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之中，翻译不仅依然神圣，而且更当刮目。
这些本属常识范畴，但有时恰恰是常识反而易为世人所淡忘，忽视、轻视翻译工作不就是绝好的例证吗？
三
忽视出自轻视，轻视则源于“隔”。
在有些人看来，翻译工作者不过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搬运工”。搬运工只需要从事简单劳动的技能（比如查阅词典、懂得语法规则之类），何需创造性？其实，我从自己先后从事创作、翻译和美学研究的切身经历中感到，要做一名称职的（更不要说优秀的）翻译工作者，对其素质的总体要求并不在作家和理论家之下。因为翻译不仅是一门跨语言的艺术，不仅是“把一种语言的作品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创造性劳动”，而且是一种跨文化的传释行为，是“两种文化互通的港口”。翻译犹如一柄“双刃剑”，一面是甲方的语言和文化，另一面是乙方的语言和文化，其终极目标是创造性地完成，同时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双重意义重构。翻译工作者不仅要传达语言符号表层的意义，而且必须千方百计地了解、理解和悟解语言深层的文化异同、思维异同、心态异同等等。因此，翻译家不仅必须是两种语言的专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是两种文化的专家。
正是由于深悟此理，老舍才会说出这样的警句：“一部文学杰作的译本若也成为杰作，便与原著同垂不朽啊！”玄奘所译佛经75部，朱生豪和卞之琳所译莎士比亚多卷集，汝龙所译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傅雷所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及《海燕之歌》（瞿秋白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等优秀译本，在中国几代读者心目中，其译者的名字是永远和作者一起彪炳于史册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翻译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把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和“学问”来进行研究，将它列为“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苏联学者华西里·诺维科夫逐将其列作“文学”的十大专题之一。
四
陕西是中国翻译事业的滥觞地之一。1300余年前，被印度学者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翻译家”——三藏法师玄奘即在长安大慈恩寺新译佛经，写下了我国早期翻译史上光辉的一页。
新时期以来，陕西翻译事业进入了本世纪少有的繁荣期。省译协组织译书、研讨、评奖、办学，涌现出一批有水平、有风格、有影响的老中年翻译家和优秀译著，为中国译协和兄弟省市同行所称道。3月1日，省译协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暨90年代优秀翻译作品颁奖大会；5月17日，将由省译协在西安承办“全国第八次科技翻译研讨会”。我相信，陕西的翻译事业将在跨世纪的同时跨越旧的自我和新的高度。
翻译依然神圣。
译作与创作、科（技著）作将同垂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