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冷向洋
假劣商品，无处不在
近年来，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1996年，仅工商部门查获的假冒伪劣商品就近千种，标值15亿元（全国人均1元多）。假广告、假商标、假名牌、假合格证、假劣汽车、电器，假劣种子、化肥、农药，假烟、假酒、服装、书画……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用品，只要好销，便有假冒伪劣上市，越是畅销的品牌，假货越多，比真货还多。正如一位人大代表所形容的：现在除了骗子是真的，哪里没有假的！
——浙江富阳市永庆村，1995年春从市种子公司购入威优63稻种，种植晚稻2086.8亩，由于是假劣种子，颗粒无收，按前三年平均亩产计算，损失稻谷100多万公斤。
——山东曹县陈河村，1992年7月5日，两岁女孩陈芯腹泄，卫生所孟医生给她注射了硫酸卡那霉素后，20分钟死亡。8月7日，孟医生又用这种药给孙女儿注射，亦20分钟死亡。经检验，该药为氯化琥珀胆碱，不法分子换贴商标后出售，有关部门虽采取紧急措施，仍有7人用药后死亡；
——1996年6月—7月，云南会泽县部分乡村突然发生一种怪病，患者头昏、胸闷、呕吐、四肢无力，随后双目失明，数小时后死亡。经检验，系饮用散装白酒造成的甲醇中毒。公安部门查实，是当地农民李荣平，用甲醇勾兑白酒13吨多，以每公斤3.60元的价格销售，致192人中毒，其中死亡36人，重伤致瞎6人；
据全国打假办统计，1992年以来查处的8起假酒案，共700多人中毒，75人死亡；
致人伤残、死亡的，并非只有假药和假酒，据山西、安徽、北京、重庆等省市的部分消费者协会统计，1996年因假劣啤酒瓶、压力锅、电视机爆炸，劣质化妆品、劣质食物中毒，消费者受伤的125人，残废53人，死亡36人。
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的，不仅仅是某些个体人员，一些集体企业、国营企业，连某些为防止假冒伪劣而成立的“专营”公司（如盐业公司、种子公司），甚至负有“打假”之责的某些部门，直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也在支持、纵容或参与，因此，制假售假者有恃无恐。
打假者，反遭打
打假面对的是一个制假、售假、护假的利益集团，因此，无论是消费者个人（如打假英雄王海）或是打假机构（如各级打假办、工商局、消费者协会、技术监督局等），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总是身单力薄，被围攻、殴打已习以为常：
青年张磊，被称为湖北的王海，去年8月16日，他同另外3个青年到惠州银山大厦，要求退掉购买的假冒皮带并按“消法”加倍赔偿，商厦保安抢走了他的皮带和发票，非法扣下身份证，用警棒殴打之后，押送到派出所，说他在商场敲诈勒索；结果被关押一天才释放。
打假不成，倒享受了罪犯的待遇！
负有法定职责的打假者，处境也很艰难：
1994年10月8日，宁乡县工商局查封了黄材镇企业办非法生产的假冒名牌彩电43台，并没收销售收入1.78万元。镇党委书记潘X、镇长肖X当即决定对工商所断水断电，并通知学校对工商所子弟停课，第二天，县委、县政府责令工商局立即退钱退物，上门向企业道歉。工商局虽然一一照办，局长还是被调离，后经长沙市政府领导干预，要求县政府在确认生产假冒名牌彩电是错误的，查处是正确的这个前提下，做好善后工作；湖南省几位主要领导对此案也作了批示，但县政府一直未作公正处理。直到一位副省长责成省监察厅负责落实省政府领导的批示之后，1996年3月，制假者才受到党政纪处分。
到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场地、销售窝点的打假行动，则完全是流血的斗争：
1995年10月26日，广东省打假办组织的打假行动队170余人（其中公安干警70余人），到潮阳市胪岗镇分组行动，在综合市场对3家销售假烟的铺面进行检查时，受到400多人围攻、殴打；在一制造假香烟的工厂检查时，几个彪形大汉堵住门，挥动菜刀狂叫“砍死他们”……直到潮阳市派出的救援队赶来，被围困者和伤员才得以撤出。
这次打假，10多名执法者被打伤，其中1人上嘴唇被打裂，缝合8针，1人头部打破，1人腰椎左骨骨折，调查取证用的录相机、照相机以及汽车玻璃全被砸烂，汽车轮胎被捅破；
还有不少执法单位，竟被制假售假者送上了法庭：
1995年7月28日，四川省技术监督局查获夹江县彩印厂非法印制的大量“彩虹”商标标识、使用说明、包装盒及印版，随即作出了封存这些印刷品及印刷机4台、库房1间的决定，8月8日，彩印厂向法院起诉，以省技监局超越职权为由，要求撤销封存决定，并赔偿经济损失，对这一“恶人先告状”的十分明显的制假案，县法院不仅及时受理，开出传票，要省技监局到庭，并且未经庭审，便作出启封的裁定，却又迟迟不开庭审理、宣判，使造假者更肆无忌惮……
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制假售假者如此无法无天，究竟是
谁在支持作假者
尽管全国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打源头、端窝点、查市场，假冒伪劣却日益猖獗，仅仅是那些制假售假者，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掀起这漫天大浪的，一起又一起的事例说明，制假售假者的背后，都有保护伞。
最厉害的保护伞，是当地政府。全国几家著名的商品市场，经营假冒伪劣，由于是、“利税大户”，国家几次取缔，又都死灰复燃。不少制造假冒伪劣的工厂，都是当地的明星企业，厂长则是优秀企业家、模范共产党员；企业办公室里，都堂堂皇皇地挂着各种奖状、锦旗，如原周口地区制药厂，造假药长达6年，企业和厂长不仅享有各种荣誉，厂门口还是武警站岗，厂长身着警服，持公安证件，乘坐的桑塔纳轿车上警灯闪烁。
该厂生产假药一开始就有人举报，但县政府组织调查一个多月，结论却是“该厂从未制售过假药”；地区行署组织调查，发现了该厂生产的假药，工商局依法冻结了41万元存款，并决定罚款9万元，事后，罚款未执行，存款也解冻了。直到中央和河南省16个部、委、厅、局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才解决这个厂的问题；
负有打击假冒伪劣之责的执法机关，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也蜕变成了保护伞。他们为制假售假者非法发放证照、合格证，阻挠其他部门查处，有的甚至敢于出来对抗上级组织的查处。如去年12月4日，广州市工商局、公安局组织的打假队到所辖的番禺市，查获了非法组装的1400多台假冒彩电，竟被番禺市公安局XX大队阻止，番禺公安局的一发言人说：“广州市工商局未通知我们，擅自来打假，是违法行为”；番禺市工商局长竟说：“广州市工商局不查假，是不尊重地方”；
某些主管部门，“舔犊情深”，护假不遗余力。对下属单位的制假售假活动默许甚至公开支持，一旦遭到查处，他们便出来大包大揽，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条规，把水搅浑，使打假案变成了两个问题之间的是非之争，这些“婆婆”及各自的“婆婆”逐级闹，一直闹到中央……对实在无法庇护下去的作假者，主管部门便将他们易地为官……
一些执法人员和乡村干部，也是十分厉害的保护伞。他们与作假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在工厂里有股份，有的被“大户”收买，这些人在群众心目中，具有相当的号召力，护假的作用特别突出。如前面提到的胪岗镇打假中，新民乡治保主任和一派出所负责人，竟要打假队的人“集中到乡政府去”，还要“检查身份证”，一位副镇长则在一旁看着派出所长和治保主任阻挠执法
有了这一层又一层的保护伞，假冒伪劣当然日益强壮。
打假必须先打“地方保护主义”
打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法律法规也逐日增加，假冒伪劣却仍在发展：造假已成为社会化和群体性活动，由专业户、专业村发展为区域化，手工操作变成了机械化生产，并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制假技术和反侦查技术都越来越高……
要遏制和根治假冒伪劣，关键在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
首先，要充分认识假冒伪劣的严重危害。
早在5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质量第一”的方针，前几年我们都在高呼“质量就是生命”，质量问题，关系到国家兴衰。各地必须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不能把假冒伪劣产品作为发展本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就业和脱贫致富的捷径。堵住了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关口，就堵死了源头！
其次，要改变执法的疲软状况，像严打一样“打假”。
近几年的打假斗争，可说是雷声大、雨点小，虚张声势，“假打”的多。如：只打外地的，不打本地的；只打流通领域的，不打生产环节的；处理上是重罚轻刑，形成了抓了罚，罚了放，再抓再罚再放的恶性循环，作假者则“抓住不要紧，罚后加倍干”；
还有不少打假案，本来行政执法机关的处理是正确的，被处罚者申请复议，上一级的结论也是“维持原处罚决定”，但被处罚者一向法院起诉，法院一审判决却是行政执法机关败诉，直到二审甚至要申诉到高级法院，行政执法机关才转败为胜——这几乎成为了规律，在这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违法者不仅赢得了一次胜利，还赢得了时间，打假者被搞得精疲力尽，灰溜溜的……
改变执法的疲软、混乱甚至黑白颠倒状况，作假者依法受到严惩：判刑的重判，罚款的罚得倾家荡产，假冒伪劣就失去了卷土重来的条件。
第三，严惩地方保护主义。
假冒伪劣日益猖獗，而打击处理却日益乏力，都与地方保护主义紧密相关。地方保护主义不仅破坏了全国统一、开放、平等、竞争、有序的大市场，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严重败坏了执法机关形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望，将导致群众对党和政府日益不满，最终危及党的生存、国家的命运，必须以高度的政治敏感看待地方保护主义，从上至下，严厉惩处搞地方保护主义的人，才能形成遵纪守法、严肃护法的好风气。
只要各级领导端正了态度，执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各地区、各部门群策群力，铲除了“假”的土壤，就不会再有“假”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