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双民
今年是牛年。一提起牛，我的心里就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
我的父亲十二岁开始给本村一户财主家喂牛，在牛圈里一住就是五年。十七岁时，他进城到一家牛皮坊当学徒，后来就有了自己的皮坊铺子。在城里的二十五年中，父亲天天和牛皮打交道，身上总是有一股皮硝味儿。父亲是1953年回到乡下老家的，一回来就买了一头大犍牛。舅舅来看父亲，对他说：“你这人真傻，听说要人社呀，不少人都在卖牛，你反倒买牛！”父亲说：“我买牛就是为了人社，总不能空着手入社吧！”
建社时，父亲当了社里的副主任。牲口合槽时，没有饲养室，父亲就腾出我家的一孔砖窑洞给社里当饲养室。父亲当了十几年干部，每年春节都要到社里的加工厂替饲养员喂几天牛，为的是让辛苦了一年的饲养员能回家过个团圆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打成牛鬼蛇神，在加工厂喂牛的屋子里关了二十多天。父亲只能靠着牛槽蹲着打瞌睡，连吃饭也是母亲送到“牛棚”里的。
从“牛棚”里出来不久，父亲被安排给队里去喂牛，饲养室就在我家那孔砖窑洞里。有一天父亲正低头给牛拌草，一头牛突然把头一摆，牛角撞伤了父亲的右眼。伤口发了炎，父亲疼得在炕上打滚，家人和亲戚都劝他把饲养室的事辞了，他却不听，一天也不离开饲养室。那些日子我天天陪着父亲住在饲养室里，看着他整夜地呻唤，不知陪着他流了多少次眼泪。后来，父亲的右眼完全失明了，饲养室的事也终于辞掉了。
1969年后，被打倒的大队干部陆续又上了台，他们多次来我家看望父亲，动员他出任加工厂的厂长。父亲摇摇头说：“我只留了一个左眼，左眼本来就不好使，你们还是另选人吧！你们要是相信我，就让我到加工厂喂牛去吧！”于是父亲又当上了加工厂的饲养员。为了把牛喂好，父亲每天都要到沟里拔一捆青草。一晃又过去了十年。父亲的身体已大不如前，视力也更不济事了，可他仍然不愿离开加工厂。实际上最后那几年，加工厂那两头牛是母亲和父亲—起喂的。
土地承包后，父亲一直想给家里买一头牛。1985年春节我回家探亲时，父亲已因病整整一个冬天不能下炕，可他却对我说：“你回来带了多少钱？我想买头牛。”我说：“买牛谁喂呀？谁使呀？”他认真地说：“我喂，我使。”我差一点笑出声，说：“就凭你这身体？”他倔犟地说：“我身体好着哩，等开了春，我就能下地了。”
开春以后，父亲的病并没有好起来。牛后来还是买了，是那年夏季和大哥合买的。牛一买回来，父亲就要去看，母亲说：“老大已经赶着牛种谷去了。”吃早饭时，父亲趁母亲到地里去送饭的机会想去看牛。一个人从坑上溜下来，柱着棍子，出了门，出了村，他在通往田间的大路上一步一步往前挪着，两条腿不住地打颤，越来越不听使唤，终于“口扑嗵”一声倒在了大路旁，再也没有站起来。
我接到电报赶回家时，父亲已经去了，如今算起来，这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那一年，也是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