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雅华
在人的记忆中，常常会有许多美妙的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便有这么一张：
一九九六年秋，北京。
午夜。
我下榻在朝阳门外大街上的航空大厦，住在第十五层的一个房间。客寓京都，午夜不寐。思潮如涌。我披衣起来，推门走上阳台，才一走出房间，便惊呼一声：
美哟，北京之夜！
我的脚下是北京的万家灯火，眼前是朝阳门外那条十里长街。成千上万辆奔流不息，首尾相卸的汽车，车前耀眼的大灯，车后多彩的尾灯、把这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大街，变成了一条奔流不息的彩色长河。
天上，洒落着淅淅沥沥的秋雨。这雨使这夜变得更加美丽，这雨激活了所有的色彩，使这些色彩变成了色斑、光环、亮点，在这条彩色的河里流尚、汹涌、激荡。
在我的眼里，这雨几乎是彩色的雨，红黄橙绿青兰紫，美得让人眼花缭乱。有了这雨，那街道便成了河床，那一辆又一辆的汽车，像是一尾又一尾的渔船，汽车的灯光竟不像那汽车的灯光，像是万点渔火。……
看着看着，我像是悟出了点什么。
有一个指挥家，那是一个白发皓首，目光严峻，唇弓含笑的指挥家。他站在指挥台上，雷达一样的眼睛在扫描着每一个乐手，每一个音符，每一次琴弦的颤动，都必须遵守乐谱架上凝集了作曲家的心血，闪灼着作曲家才华的乐章。
这成千上万辆的汽车，像一个巨大的交响乐团，或是载人的轿车、小巴、中巴、大巴，或是豪华的大旅游车，或是衣衫褴褛、鸠衣百站的长途汽车；或是载货的客货两用、小三轮汽车、“东风”大货车，“解放”五吨车，或是“坦桑克拉”二十吨的矿山车。就像交响乐团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倍大提琴、萨克斯管、单簧管、黑管、小号、圆号、长号、铜鼓，他们的目光盯着指挥家手里闪光的指挥棒，那棒是一种语言，一种既严厉又温和的语言，一种既冷峻又柔情的语言，告诉你或停或行，或起或伏，或轻或重，或急或缓。
十字路口的红灯、黄灯、绿灯，那就是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指挥家严厉的目光，指挥家无声的语言。
这是条河么？
不，它是共和国的血脉，是共和国的大动脉。
那红灯、黄灯、绿灯指挥的岂止是交通？
那行驶在公路上的，又岂止是汽车？
共和国像一架巨大的、飞行在洲际之间的空中客车，正在它的跑道上加速。它的眼睛必须紧盯着跑道两边的红灯、黄灯、绿灯，号志灯。这些灯告诉它，该在哪里启动，该在哪里拐弯，该在哪里刹车。
站在这高高的阳台上，我不禁感到一种沉重的使命感。
看着看着，我想起了另一个夜晚。那是在日本的东京，我住在樱花大酒店三十七楼，那一夜也下雨，也是秋天。不过不是午夜而是凌晨。
同样，我也站在这样一个阳台上，呆呆地欣赏东京的夜色。
天还没有破晓，正是甜梦最酣的时分。城市尚在梦中，街中的车远不像现在这样多，这样车水马龙。但街灯也如北京如此明亮，如此多彩多姿，也许更辉煌些。
我远眺万家灯火，近看街灯幽幽。就是在这样的时分，街上也还有不时驶过的汽车。
楼下便是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红黄绿灯在自动切换，交通警察早已下岗，这讯号大约一分钟转换一次。
街上的车不多，几分钟才驶过一辆。但我发现，就是在这样的夜晚，也没有一部车敢闯红灯，我仔细地观察了十几部车，只要一看到黄灯，便会减速，看到红灯，便刹车，而且都在停车线后。最有趣的是一部豪华的“奔驰”车，开来的速度很快，看到黄灯便减速，但车停下时，前轮仍压在停车线上，开车的人像是吓了一跳，忙将车又退后了几米，老老实实地等在那里，尽管其时既没有另一方向的车辆通过，也没有警察监督执法的眼睛。直到黄灯亮了绿灯又亮，他才驾车通过十字路口。
我想，若是在我的家乡，早呼啸而过了。哪有如此“傻帽儿”的司机？
我回国后深为日本人开车的那份耐性所感动，这并非是个别国民的那份憨厚，而是一种严格的法制轨道的制约。
红灯、黄灯、绿灯是那样神圣！它应当享有那种尊严。
一九九六年冬，北京市宣布，在所有的十字路口，设立录相监控，看看谁闯红灯。
监督机制的完善是一个法制国家的重要特征。
红灯、黄灯、绿灯岂止在街上、十字路口才有？岂止是用来指挥交通？
我浮想联翩了。
也许，就是在那天夜里，我萌生了一个念头，为共和国写一部书，这部书的书名就叫：
《中国：红灯·黄灯·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