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水
近年来，少数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利用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出售等改制之机，或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采取多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搞肥了自己，搞穷了企业，搞散了人心”。这是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重要因素。
国企“方丈”腐败严重
当前全国大量的情况表明，困难企业很多，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些企业领导班子成员是不干净的。一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利用公权谋私利”，令人震惊，其所呈现的三大趋势发人深省，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趋势之一：国有企业的经济腐败案件呈上升之势。据中纪委副书记侯宗宾撰文称，1982年到1993年，全国查处的党内违纪案件中_，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类案件占29.4%，居各类案件之首；1994年上升为42.6%；1995年上半年又上升为44.3%。而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的案件超出上述增幅。
1996年，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把打击国有企业经济犯罪作为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检察机关深入到一些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案件，全年共查办涉嫌犯罪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0302人。还在房地产、土地出租和建筑工程承包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查办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6909件。据湖南省安化县调查，该县检察机关1989年至1995年6月共立案查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42件255人，其中企业经济犯罪案件142件153人，分别占经济犯罪立案总数和查处总人数的59%和60%，查处的153名企业经济犯罪人员中，正副厂长、经理109人，占71%。
趋势之二：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违法金额达千万元和上亿元的重大经济案件还在增加，震惊全国的大要案不断出现。如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志安携巨款出逃菲律宾案；原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余永恒受贿200多万元案；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1.2亿元，另外因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2.9亿元的资产损失案等。
趋势之三：“蛀虫”称霸企业，国有企业亏损日趋严重。一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鲸吞国有资产，把好端端的企业“蛀”成空壳。如丹东市服装一厂自1992年以来，由于现任领导肆意挥霍、浪费、贪占，使一个拥有13个临街门点的企业成为“三光”企业，即流动资产分光、固定资产和生产场所卖光、生产技术骨干走光，企业于1994年9月停产。据有关部门透露，国企亏损金额、亏额面均呈扩大之势。
腐败的“温床”在哪里
国有企业的腐败现象，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若不找出“病因”，就说不上“开方”，谈不上“治疗方案”。
首先，国企出现腐败，关键是对厂长经理缺乏制约机制。随着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企业自主权扩大，厂长经理的权力大了，而政府对企业的监督职能大为削弱，对其行使监督权的企业党组织、工会成了“配角”，厂长（经理）集人事、经营、分配等大权于一身，成为企业的“老板”。如淮南蓄电池总厂的原厂长刘某，凌驾于党委会之上，党委在决定车间、科室支部书记人选时，必须先征得他的同意，否则他就大闹党委会。作为一厂之长，刘某动辄辱骂职工：“我抽你筋，扒你皮，将你骨头敲碎”。秦皇岛某厂厂长高某，为逃避监督制约，把党委书记先变成正厂级总工、再降为副厂长，直至打发到机修车间去干活。同时还把一位副书记一撸到底，使其被迫调离。让工会主席提前退休换上自己顺意和喜好的人，许多重大问题如人事变动问题不是与班子的成员研究，而是另找一些人开会密谋。高某还凌驾于企业和职工群众之上，一位老职工私下里批评高，说他把厂子搞垮了，高听到后叫来保卫人员把那位老工人铐在铁栏杆上达半天之久。
其次，现行用人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导致一批政治不合格，思想品德差的人掌握了国有企业的领导权。一位经济学家撰文称，从深层次分析，腐败现象蔓延与人们对生产关系的轻视有关。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生产力或技术经济学等方面，以致在一些领导者思想中出现一些模糊认识，如认为腐败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甚至认为一些搞腐败的人是“能人”、“强人”。一些企业主管部门在选拔和任用企业领导方面，没有很好地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存在片面启用能人，忽视思想品德的倾向。有的主管部门甚至对企业经济犯罪分子纵容袒护。
再次，社会腐败的巨大负面影响和人们在惩治腐败过程中的扭曲心态，促使国企腐败呈蔓延和膨胀之势。当前，由于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以及垄断性行业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使国企的一些厂长经理彼此效仿，各显神通，大肆捞钱。而一些厂长经理为了寻找“保护伞”，不惜动用公款向上级领导行贿，结成一张张难以攻破的网，他们一旦成为该网中的一员便无所顾忌，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当前经济违法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集团性违法犯罪案件上升。有些案件往往是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共同作案。许多人在痛恨腐败的同时，又去钻营腐败的门路，从而加大了国企反腐败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