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俐
我有两个父亲，书面上讲，一个是生父，一个是继父。
我的生父是个开朗热情的人。在我们家，妈妈更像是个美丽安静的“画中人”，爸爸是那个快乐勤劳的男子汉，而我和哥哥则是一对随时可以偎在妈妈怀中或者骑在爸爸脖子上的无忧无虑的小猴子——一幅童话故事般的画面。爸爸平常工作很忙，但只要他一回来，我们家就会有“动静”：锅碗瓢盆都响起来了，炉火旺了，菜香飘出来了。爸爸更像是个快乐的魔法师，一边飞快地变着各种好吃的“魔术”一边唱歌（他能把语录歌唱成咏叹调），而我和哥哥则像是一对没头没脑的小兽，一边流着口水一边扯着嗓子应和爸爸的歌声……说起来，爸爸的一生算是坎坷的，但爸爸生性乐观，又是那么热爱生活。
到他48岁病逝之前，爸爸讲过的话很多，我从来没有过于在意过。可在失去了他之后，我才发现我差不多能记起他对我说过的每一句。他没有来得及同我谈论我的未来，但我却分明记着十二岁那年我说过要当演员或者当作家，当时爸爸看了我一眼，一边继续摆弄“砖头式”录音机一边说：你首先应该当个正直的人，然后，要是还能偶尔写点东西，我会觉得很满意。
我继父同我妈妈结婚的时候我十八岁，已经工作了，没有和妈妈一起“走”。第一次叫他爸爸的时候倒也不是我想象得那么痛苦，仅仅是不习惯而已。我从感情上能够很快地接受他首先是因为他对妈妈非常好。
爸爸从外表到性格都是一典型的知识分子，不太爱说话，甚至有些腼腆。如果没有后来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我跟爸爸的感情大概还会隔着一层。
二十岁那年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工作工资都没有了，五年大学要想上下来只有再次，依靠家里。那年爸爸的儿子也考上了吉林工业大学，于是，刚成家不久的爸爸妈妈便同时负担起两个大学生。记得有一年元旦，妈妈拿出一百块钱让爸爸给我和弟弟各寄五十过年，但我收到的是六十。寒假回家我无意中跟妈妈说起此事，妈妈也觉得意外，问到爸爸面前，他说小俐是女孩子嘛。这事儿让我记了很久。
也许是生父曾对我有过那样的希望，所以当我真正地成了专业作家之后，越是有作品问世，就越容易感到一种无法弥补的缺撼——要是爸爸能看到我的今天，他得有多高兴啊！然而，这种感觉不知不觉地就在继父的毫不逊色于亲生父亲的关切和喜悦中得到了补偿：只要是我的文章，常常是我还没有见到样书，他就已经在书报摊上翻到买回家摆在妈妈面前了，只要电视里播我的节目，哪怕已经播过十遍，只要我那时打电话回去，爸爸一定还在看。每次听到他的声音里洋溢着的喜悦与自豪包括那种唯自己的女儿才是最好的“蛮不讲理”，我都会感到幸福。
于是在我心里，本该只有一个位置的地方就宽宽展展地放了两个人——都是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