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岗
一位法官告诉我，近十年来，在他经手的案子中，离婚案和重婚案的上升趋势最快。这位法官在西安市一个区级法院工作，其管辖人口只有二百多万。一个县区级法院中的一名法官，三年中审理近二百宗重婚案，足见重婚案在近年来上升的势头。
按法官提供的线索，我采访了此类案件涉及的当事人中的一部分。
狱中的法律系教授
张XX，副教授。一九九六年三月因重婚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现服刑于西安市重生机械厂。
张XX被狱警带出来。让我吃惊的是这个只有四十五岁的中年人，已须发斑白，皱纹如丝，他打量人的眼光显得羞怯畏缩。
狱警离开之后，张××向我讨一支烟抽，我从身上摸出一枝红塔山牌香烟给他，他先是放在鼻下嗅了嗅，说，一年多没抽烟了，真香。他说：“我进监狱就是从一包烟开始的。”
烟点着了，我看到，烟雾中的张××脸上表情生动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文气和雅稚也尽现而出。
张××说：“5年前，我在陕西一学院任教，我是研究国际法的，职称评为副教授，我在我们系是公认的才子，也是最年轻的副教授。那一年夏天，我正赶写一篇论文。一天黄昏，一个毕业生找我，她想和我商量一下她论文的选题，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个找他的女学生姓曲，当曲进入他房间的时候，张XX正在伏案写作，当时他的烟正好抽完了，见曲进来，张××让曲去买一包烟给他，并从桌上拿出五块钱给曲，不料，等曲回来的时候，她放在桌上的不是一包五元钱的烟，而是一整条红塔山。这时，张XX开始注意曲了，曲的美丽和娇艳让他动心。从此，他们频繁来往，在学院杨柳婆娑的校园，常能看到这对师生恋人的身影。
热恋过后，张XX才想起他远在新疆哈密的妻子和女儿，他又离不开曲。曲也表示，愿等着张XX离婚。
于是，张XX和曲在学院附近租了一间民房。他在两个家中游离。两年之后曲生了一个儿子。
“我是为爱入狱的，我爱曲，也爱我的妻子和女儿，我无法在她们中间选择，以至于被系领导发现了，我才被捕入狱。”
张××在被捕后已被法院判处与曲脱离一切关系，儿子由曲抚养。
再过半年，张XX就出狱了，我无法知道那个为他牺牲了5年青春岁月，身心和名誉受到极大伤害的曲的处境。
逃犯的妻子
这是一桩震惊西安市的大案。曾被作为西安市严打斗争中的重要成绩而被传媒广泛宣传过。
山西省临汾某银行职员赵有森，贪污公款三百万元，事发后，畏罪潜逃至西安。他在西安市龙首村租一民房隐匿起来。有钱而又英俊的长相，很快吸引四邻的几位姑娘，一位姓郝的成了他的意中人。赵有森用钱买了假身份证，开了假证明，堂而皇之地和郝姑娘结婚生子，成了郝家的上门女婿。但是，在严打中，这个被全国追捕的逃犯还是被推上了警车。他留给郝姑娘的是难以启齿的大辱和一个呀呀学语的稚童，带给自己的是判决书上多增加的一条罪孽。
跨国籍案犯
一名日本女人在西安和重庆两地嫁夫，而其在自己的国土上还有一夫两子，这种跨国籍的重婚案，是近年来重婚案中的一个新品种。
松田娟子是日本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对外关系部经理，今年四十二岁，她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嫁给一个叫武熊正男的男子作妻，生有一子一女。一九九0年，她三十五岁时又与重庆市某研究所一高级工程师结婚，三十八岁时，又嫁给西安交通大学一教授，而且三地嫁夫，均有合法手续，都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三地的家居中都悬挂着她与三个不同男人结婚的婚纱照。她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在日本的家中度完圣诞节，又匆忙到重庆度春节，又赶到西安度元霄节。就在松田娟子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的日本丈夫派私人侦探拍去了她中国两个丈夫的全部资料，1996年3月，松田娟子在日本被其夫起诉人狱服刑。
几位学者对重婚案的思考
著名作家，陕西作协副主席高建群，西北政法学院讲师李集合，法官郑富荣，各自谈了对此的看法。李集合说，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被确立，只是近四、五十年的事情。民国初期，一夫一妻制只是做为新生活运动的一项内容而被倡导的，重婚被视作犯法行为是在共和国建立、我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之后才开始的，经过四十多年的宣传和法律实践，绝大多数公民已确立这种法律意识，并自觉遵守。重婚、骗婚在近年来死灰复燃，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经济、道德、文化、以及国民的心理素质有着复杂的联系，应引起重视和研究。
郑富荣认为，重婚罪受害最深的是妇女和孩子，许多重婚者搞得妻子自杀，子女无人看管，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重婚后的家庭躲躲藏藏，过着一种不正常的生活，也影响社会风气，使许多人堕落犯罪。我国目前刑法中规定的重婚罪最多三年有期徒刑的规定似乎有些轻，不足以惩戒那些以身试法的人。
高建群认为，重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心理和生理的根源。重婚犯罪一般多发生在男子三十五岁至五十五岁之间。一些人被传统习俗和爱情这个不理智的东西所搔扰，犯下重婚罪，加上过去离婚难的现实，使许多人犯罪。重要的是要加强法制教育，使人们都认识重婚犯罪的罪恶和它带来的严重后果，才能使这类案件尽可能少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