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新
一、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国企改革自1985年拉开大幕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目前走到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国企难于适应市场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日益突出；亏损额增加、亏损面扩大，去年初和今年初二度出现净亏损，全行业亏损的行业数也在增加；三角债堆积已达四千亿元；越来越多的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收入锐减，生活困难；社会上腐败浪潮有增无减，1996年1至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3.5万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0.9%，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5643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7.2%。处理地厅级以上干部321名。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扭转了宏观经济发展的过热，控制了通胀，没有重蹈亚洲小龙小虎们的复辙，保持了适度增长速度，同时坚决处置了陈希同之类的贪官污吏，形成了多年来最好的局面，只要我们贯彻十五大的跨世纪部署，国企面貌将会焕然一新。
为此，本文汇集了十位专家的相关观点，同所有关心国企的有心人共谋改革大业。
二、两度“净亏损”的警示
董辅祁认为，国企去年一季度出现净亏损，这是空前的；今年一、二月再度出现净亏损22亿余元；亏损企业职工人数达1880万人，占国企职工50%。国企为什么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国企改革目标不明确，国企改革目标不明确又导源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明确。
他指出，“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具有高的效率，但是市场经济也会有种种弊病，其中之一就是会产生分配不公”，“在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中，必定会引起财富占有的分化，进而引起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在实行市场经济时必须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同时注意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使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得以妥善结合。而实行社会公平（也就是邓小平说的“共同富裕”）正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三、国企缺少主人翁
方恭温认为，导致国企效益下降的全民所有制制度自身的内部矛盾是：国企产权的又清晰又不清晰的二重性。
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属全民所有而不属任何个人私有是清晰的，但全民所有制主体同所有权客体的关系却又难以确定，管理国企的具体部门或人员所造成的国企的损失也难以有人承担起来。改革前只讲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不大讲缺点和不足，改革中又忽略它的优点。“在董事会中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总经理只对董事长负责，甚至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就与旧体制没有多少实质性差别，甚至比旧体制还糟糕。”
他强调，“如果仅仅着眼于产权清晰和预算约束，国企经过改革可以实现与市场经济接轨，但在市场竞争中不一定能优于其它经济成分的企业。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必须看到全民所有制企业有着其它经济成分不具备的长处和优越性。要通过改革把国有企业的优越性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才能使国企在市场竞争中显示出活力。扬长抑短是国企改革的思路。”
国企改革，应该在发扬国企优越性上下功夫。
“职工（包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体，是财富的创造者。”这一点连西方的资本家都知道，所以他们在企业里提倡“团队精神”，培养“家族观念”。但他们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困难，即抹杀不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使劳动者能够成为企业的主人，这是与私有制企业相比的一个突出优点。但是我们过去并没有发挥这一优势。
“自改革以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但主要是扩大了厂长经理的权力，而职工的主人作用尚未充分重视。要真正发挥职工的主人翁作用，必须从经济关系上确立职工的主人地位，而实行职工持股是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国企一旦把职工作为主人的能量发挥出来，必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胜地位。”
四、干部应与工人共同承载改革
“现代企业制度”的口号叫得很响，国人也有把什么都口号化的习惯，但是，国企的改革决不能指望喊口号。熊映梧指出，计划经济的基础，或者说“载体”是千千万万的国企与庞大的上层建筑官方机构。如果对千千万万的国企不触动，庞大的官方机构不改革，所谓“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必将流于空谈。
他指出，经济改革的实质，是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变为“市场社会主义”，即由国家配置资源转变为市场配置资源。
他强调：“人，是生产力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要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去发展生产力，就需要建立一种符合他们利益要求的机制。”
1994年他提出了“公民产权本位论”，“公民产权，即社会成员普遍拥有财产，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
国人关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每年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买小轿车要花费上千亿元，必然把老百姓吃穷、把社会主义吃垮。
据《中国经济时报》今年5月14日披露：开放以来，我国外流资金累计达800—1000亿美元，减过政府批准的对外投资150亿美元，仍有外逃资本650—800亿美元。近年来，每年资本外逃保持百亿美元的规模。
他强调“国企改革的一大障碍是庞大的行政机构”。仅事业机关（尚不包括企业）的干部人数从1978年的417万突增至1994年的1007万，干部人数比重从1978年5.6%突增至1994年的9.3%，每年耗费国家财政千万亿元，冗官拥塞已成为改革的沉重负担。
普通职工早已尝试了“待业”、“下岗”、“失业”、“再就业”等改革措施，但干部呢？那就难办多了。这说明，我国的经济改革，政府职能转变，需有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配合。”
革命导师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强调建立“廉价政府”，我们急剧膨胀的党政机构显然与之相背，也不符合毛泽东“精兵减政”的主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行领导体制与公司制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不相容的”，必须进行相应的“组织革新”。他指出，改革的实质是传统管理模式的转换。
五、社会主义的股份制
股份制的提出由来已久，我省著名经济学家党治国先生至少在1987年就提出了相当成熟相当完备的股份制改造理论。
他关于股份制的研究，除了自己的深入思考之外，还直接源自马克思对股份制的研究。
他指出，“马克思超越了股份制的‘优点’和‘缺点’，洞察到股份制的本质特征，指出：‘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的扬弃。’（《资本论》第三卷493页）”
当然，“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同上497页）社会主义股份制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点，股份制的出现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具有实质意义的进步！
萧灼基旗帜鲜明地断定：股份公司姓“社”不姓“资”，股份经济是导向共产主义最完善的形式。
他论证道，五十年代合作化高潮时，几户农民组成合作社，毛泽东同志就认为发生了质变，个体农民已成为集体农民，由农民组成的合作社已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现在七百多家上市公司的资产，是由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股民的投资形式，其资产社会化的程度大大高于几户几十户农民组成的合作社。上市公司的资产，已突破个人资产的数量界限；上市公司资产的管理和支配，也已突破了出资者的个人界限，而成为社会资产。
1996年股票交易量大幅增加，全年双边交易4.26万亿元，印花税收入128亿元。今年五月印花税率从3‰调至5‰，五月份印花税收入36亿元。“我国目前每年财政赤字约六百亿元，多年来研究了多种办法，但未能消灭赤字。如果继续发展股票市场，再过二年，仅印花税一项，即可达到六百亿元，从而可以消灭多年来未能解决的财政赤字。这叫作‘无心插柳柳成荫’”
六、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王珏以冰的冷静和铁的逻辑深入比较了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的本质差异和内在利益冲突，提出了一个至高的口号：政府归位。即政府作政府该作的事，遏制腐败，实行政改，平衡社会心理，加强权威，从而培育出（城市）改革的利益主体。
由于改革的真正硬核尚未触及，挑战不仅源于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和地方分利集团的消极或抵制，更来自民众及外部的支持和合作程度。但我们所面对问题的严重性却与成就一样是令世人瞩目的，国企出现净亏、政府官员的腐败，都严重损害了改革的社会心理结构，失业的增加，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加剧，都使改革的社会环境陡然恶化，把我们逼迫到必须实行实质性改革的地步。
城市改革的艰难推进充分显示，新一轮改革不再是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变革。1986年，邓小平的理论发展到对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深感经改每前进一步，都有必要政改；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改成果；不能继续经改，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与农村改革相比，城市改革的利益主体却一直不明确。”城改的宣传自“砸三铁”始，迥异与农村承包制那种“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策略，在城市改革实行过程中，国企职工成为改革成本承担者而远非收益者，这首先在人数上缺失了国企改革的利益主体。
城市改革获利主体是体制外的经济集团和体制内具备特殊背景转化条件的阶层。它们人数既少，又是既得利益集团，持续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值得怀疑的。
假如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劳动者仍为无产者，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就无法通过所有制关系得以证明，仅能论证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显然这是违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毫无疑问，一个与资本主义有着同样所有制关系，即具有同样的经济基础，建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为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劳动者成为所有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和铁的逻辑，除非我们要搞的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杜光认为，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是股份制改革得以顺利完成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他指出，“目前，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表现为政治权力对国有企业的不适当的干预和束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表现为相当多数的国有企业因用人不当、管理不善而缺少活力，有些企业已经或正在蜕化成为官僚所有制企业，经营企业的官僚与劳动者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作为生产力的能动的主要的因素，劳动者已没有什么积极性可言。”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的必然性不言而喻。
七、先放价格对国企不利明晰产权最为重要
厉以宁提出，国企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政企分开、盘活存量及对当前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及关键。
他指出，国内外常有人用价格开放的程度说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与市场化的进度，这是一种不符合我国实际的看法，甚至可以称为十分不利于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的看法。
“大型国有企业原来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计划价格使它们尽管效率不佳，运转却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大多数大型国企尚未成为市场真正主体时，价格先放开了，计划价格被市场价格取代了，这些国企适应不了市场竞争的环境，它们陷入了困境，甚至无法运转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大型国企的改革”必须抓紧时机进行，不能等到它们陷入重重困难之后再来考虑它们的股份制方案””扭曲了的市场化，已经使相当一部分国企无法运转了，难道还要等到它们不得不破产清理之后再开始股份制改造吗？”
从八十年代上半期就已经展开的有关我国经济改革的主线之争，即究竟以价格改革为主线还是以企业改革为主线之争，至今仍未结束。企业的改革滞后，已经使我国整个经济改革付出了不少代价，显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当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最终是要放开的，但这是整个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不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或主线。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归根到底依存于大型国企改革的进展情况，这是不容置疑的。”
八、产权存在于交易之中
正如“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产权改革”都不是干瘪抽象的教条、口号一样，产权也是活生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盛洪指出，一般谈到产权，常常只想到一种资产的物理边界，这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制度边界。制度体现为一种规范，一种程序，当这种程序遭到破坏时，产权也就遭到了破坏。如果禁止交易，也就谈不到产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交易不仅先于产权，交易甚至还高于产权，因为产权由交易创立。”
事实上，我国改革之初的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开始就先提产权问题。改革前，农民按政府规定留下自己的，交够集体的，剩下全是国家的；改革后，“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就包含了产权安排的变化。
“当我们提出‘明晰产权’的目标时，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提出一种‘公正的产权交易程序或规则’来实现。只要允许产权的自由交易，只要保证产权交易的合法性，产权明晰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对于我国大量的国有资产的特殊情况，这种公正的程序有着更为重要的含义，因为在国有资产买卖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代理人出卖所有者的问题，公正的交易程序所要求的竞争性质和公开性质会减少和消除代理人舞弊的空间，如要求多家公开竞价，要求事先刊登出售广告，要求事后公开成交条件等等，只要产权交易的成交条件不低于所有竞争的出价，我们就可以说，国有资产没有流失。当我们建立了这样的程序并认真维护它时，我们会发现，产权改革就在其中。”
九、流动流失消失
钟朋荣通过西安某电气公司一件“国有资产升值的大好事”却遭到职工围攻三天的实例指出，国企改革包括四个系列的改革内容，在产权改革基础上治理结构、合理地、切实地解决国有老企业的负担，形成国有资产的公平交易，健康流动、从而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改革大业才能步步深入。
他尖锐指出，“国有资产的消失比流失更糟。所谓消失，即国有资产化为乌有，如机器生锈成为废铁，厂房倒塌成为废墟，等等。国有资产的损失或消失，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资源的绝对减少，国有资产流失只是资产归属权的不合理的再分配，但作为生产能力和社会资源的实物，并没有减少或损失。”
据CCTV报导，去年湖南省仅为官员们配置移动电话耗费八亿人民币，话费支出高达十亿元人民币。这一组简单的数字也可以简明地说明流失，消失及流动的关系吧？
国企改革的滞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只会日益加剧国有资产的消失状态并使之恶化，国企改革仍然处在中央和群众两头急、中间夹生的境地，每拖一年，就是几千亿的消失（损失）。这个道理也是很简明的。
以上汇集了几位专家学者的部分关键论点。由于国企改革所包含内容的广泛、深入，象资源、环境、金融等相关外部系统尚未涉及和深入展开，但国企内部的改革态势已有了大致眉目。内因总归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朱镕基副总理在九月下旬举行的世界年会上向全世界充满信心地宣布：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例如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为主导，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而不简单在于要达到多大比重。理论上新的突破，必将使企业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得到突破性进展。
当前迫切需要改革和建立新的政企分开的投资体制，改革和完善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将进一步加大这些改革的力度，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