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问顶
1990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规定“各地区各部门不得擅自在道路、车站、码头、省区边界设关卡……必须设置的检查站，需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1994年7月20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尽管三令五申，年年撤卡，公路上却总是关卡林立，人民群众怨声载道。
路卡知多少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100多万公里长的公路，好象人体的血管，维系着国家经济的命脉。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公路上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路卡，严重阻塞了大动脉的安全畅通。
全国到底有多少路卡？这是一个未知数，从以下事例，或许可见一斑：
1993年整治“三乱”期间，交通部系统主动撤除路卡467个，衡阳市境内公路里程5480公里，撤除路卡26个（均见1994年1月13日《法制日报》）；
1994年7月，国务院关于严禁公路上三乱的通知发布后，各地路卡依然如故，1995年4月中旬，国务院纠风办、交通部、公安部又联合召开了一次全国治理公路三乱的电话会，为了了解各地的贯彻、落实情况，11月中旬，国务院派出5个检查组，赴河南、广东、广西等8省区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公路三乱仍然有禁不止：不仅交警随意拦车的现象未消除，有的甚至变相设卡，双向拦车；工商、税务、矿产、盐业、计划生育、动植物检疫等部门也纷纷上路设卡；特别是广西玉林市，环城公路上设有7个收费站，并下达收费指标1200万元，1995年6月以来，共发生扣证、扣车、打人、铐人事件109起……（见1995年12月2日《法制日报》）
在国务院纠风办和有关部委的检查督促下，各省市大张旗鼓地撤卡，至1995年底，全国共撤除各类站卡6000多个（见1996年第1期《中国监察》）。
尽管整治公路“三乱”声势浩大，可“三乱”却依然严重：
1996年9月，法制日报记者在山东招远市采访时，发现九曲村通往矿区的大道旁赫然立着一块《九曲村矿山道路管理收费处》的大牌子，汽车一次收费40元。一位司机向记者反映：曾有几个司机企图不交钱闯过路卡，结果均是挨了揍还得再交钱……（见1996年9月20日《法制日报》）
1996年10月15日，湖南省道怀桃公路黄沙溪地段，乡护林哨所的人拦住3辆满载杉原木的东风大卡车，检查人员说车主未交税费，车主则指责检查站是没有经过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是非法检查，双方僵持了约4小时，开车的个体司机发动汽车，加足油门，向检查人员冲去，当场压死1人（罪犯已于今年9月26日枪决）；
在公路上设卡的，有市、县的林业、公安、交警、交通、公路管理、工商、税务、财政、检察、法院、煤炭、矿管、农机、水利、盐业、烟草、卫生、畜牧等部门，还有这些部门延伸到区、乡的机构，乡政府的治安队甚至村民委员会都纷纷上路设卡或流动检查……
撤卡工作，有关部门也坚持不懈，1996年1—8月，全国又撤除了各类站卡7298个（97年1期中国监察）
卡，为何越撤越多
乱设路卡，阻碍商品流通，严重影响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方针的贯彻执行，因此，中央三令五申撤卡，奇怪的是，卡却越撤越多！究其原因，不外乎：
——设卡，“好处”不少。一是可增加当地收入，县乡道上的一个路卡，3、5个人，一根杆子一面旗子，一年入帐的收入至少10万以上（前述九曲村年收费达500万），省道、国道上的收入就更可观了。二是可中饱私囊。这类路卡，都是有关单位的小金库，如前述玉林市的收费站，就曾向该市的有关领导各送款8400多元。三是可安置亲友。这类检查站里，都有县、乡、局的头头脑脑们的三亲六故，这些人因种种原因未及时招工招干，暂时到检查站安身……由于上述原则，路卡总是明撤暗不撤，风声过后立即恢复；
——撤卡，只是一阵风。设卡的都是基层单位，每次上级撤卡的通知一来，省、市、县便原文转发，并开会布置一番，随即便向上汇报如何“坚决贯彻、积极执行”，“已撤掉路卡XXX个”的成绩；上级根据这类汇报，再向上一级汇报，各级都皆大欢喜。即使偶尔听到一些非法设卡的反映，也便熟视无睹。待到对路卡的反映大了，便又再发一个撤卡的《通知》；
——处理，也未抓住要害。每次撤卡，有的地方虽然也“真抓实干”，“设置的路障、横杆已彻底清除，人员已全部解散”，但是对非法收入，却并未追缴分文，由于有利可图，风过之后，路卡迅速死灰复燃，此其一。其二是对被中央和省查获的“顶风作案”者，往往只象征性地处理了几个“浮头鱼”，至于策划者、批准者，这类关键人物都未受到追究。
走出设卡的思想误区
撤卡，中央有决定，群众有迫切要求，按说应该是“水到渠成”，没有任何问题的了，可是近几年来，我们却陷入了“设——撤——再设——再撤……”的怪圈，要走出怪圈，关键在于各级领导。
首先，不能把路卡作为敛财的渠道。“要想富，上公路”，这条车匪路霸的经验，一些地方政府也学会了，巧立名目，千方百计设卡收费，对路卡还下达了完成上交任务多少万元的高指标，上行下效，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甚至村民都照此办理。表面看来，这类路卡一年收入不少，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财富的转移，并没有创造和增加社会财富，群众称这是拦路打抢。加上财务管理混乱，这些钱绝大部分被乱支滥用，还有不少直接落入了个人腰包；
其次，不能把设卡当作执行法律法规的手段。
1979年至今，国家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单位都有了各自的规定，严格执法，应该体现在尊重法律、依法办事上，靠设卡来执法，不仅不能达到执法的目的，不是依法治国，甚至还是违法的。以执行《森林法》为例，按规定，林业部门可依法设立检查站。但是，要真正维护《森林法》，保护好森林资源，关键是要把“山上管死”，到公路上设卡，实际上表明未能管死“山上”依就是乱砍滥伐现象严重。
第三，必须认识路卡的危害，甚于车匪路霸。
车匪路霸，人人痛恨。其实路卡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车匪路霸。据福建省统计，1991年1月—92年9月，全省车匪路霸案件3647起，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1993年3—4月，全国破获车匪路霸案10977件，缴获赃款赃物价值113万多元（分别见1993年7月11日、6月18日《法制日报》），每案的经济损失平均都不足3000元；而路卡呢？造成的停车损失不算，收费、罚款的数额也十分惊人：河北邯郸一家车队，40台车，一年被非法路卡收走80多万元，平均每台车2万多元，九曲村私设的路卡，平均每天乱收费1.5万元。在政治上，非法路卡打着政府的牌子，却形同车匪路霸；遇到车匪路霸，人们尚可自卫或报案，面对路卡，却只能忍气吞声，任其宰割。中央三令五申撤卡，卡却“岿然不动”，长此下去，不但污染了社会风气，败坏了政府声誉，还造成无政府主义泛滥。
货畅其流，车畅其行，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的企盼。只要各级党政领导认识了公路“三乱”的危害，去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认真一抓，“三乱”现象必将被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