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祥锦
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在收发室门口遇见老解。他头发花白，脸上长着小疙瘩，对人一笑露出零落的几颗牙齿。他说他是新来的临时工，是从咸阳塬上来的。自1979年作家协会恢复以来，因各种原因收发换了好几个，我想这一个不定那天又走了。没料到老解在作协一干十来年，更没料到他干得那么好。
老解刚来时，报刊收订量是相当大的，每天都要抱来一大捆。老解把收发室那张能打乒乓球的大长桌抹得净净的，把报纸、平信按单位、部门、个人一摞摞一溜溜地放得整整齐齐。资料室的那摞最大，几乎囊括了全国主要报刊，同志们见了新到的报刊忍不住手痒痒地想翻翻，老解怕丢失，把它们放在里间的书橱里；个人的刊物、挂号、汇单老解核对、登记后锁在他的抽屉里，这些不见收件人是不给的。
在来信中常常碰到陌生的名字，这些名字多为同事随手捏的笔名，老解会不厌其烦地询问同志们，有时一封信要问好几个人，因我当时分管会员工作，他也常问我。在老解负责的十来年里，收发室的窗台上再也见不到落满尘埃待人认领的信件了。
没多久，老解那儿可以买到邮票了，从此私人信件在老解那儿贴了邮票交给他就行了，公函交给老解，他会代你登记，而后一并请邮递员带走。如此循环往复十来年。老解一走这个“便民措施”戛然终止了。
市内文化单位地址一迁再迁，他们在电话簿上的号码早已是“昨日黄花”，而有的单位电话簿上就根本没有他们的号码。过几天，我见老解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16开的白纸，上面是他那清清楚楚的笔迹：开列了省市文联、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的文艺部的电话号码，这张单子老解不断订正、补充，不仅方便了他自己也方便了同志们。
老解来后的头几年，作协有些部门还没有电话，更别提同志们家里了，收发室的电话成了公用的，常见老解颠颠地跑前跑后传话、叫人，而且总是不厌其烦，乐呵呵的。那几年作协没有锅炉房，他在收发室对面砌个炉子，老解在同志们上班前把几大壶水烧开，有时不巧开水完了，你把热水瓶留下，待会儿再去，老解已替你灌好了。
老解把收发室治理得井然有序，而且洋溢着暖暖的亲情，同志们去了也愿意和他聊上几句，再加上那部电话机，收发室成了作协的信息交汇中心：谁在单位？谁出差了？问老解他大体都知道。不仅单位内的事他知道，外面一些作家的动态他也知一二，于是有同志戏称老解是半个办公室主任！
日子久了，同志们不仅公事托他，私事也托他：去换煤气罐不巧管的同志不在，放收发室好了，老解会替你还掉；出差时担心家里人进不了门，把钥匙交给他没错；谁不能按时回家，给老解打个电话就行……十来年里不知有多少人托老解办了多少事，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不耽误。老解把单位和同志们放在心上，同志们也记着他：有好事不忘拉上老解分享；春节老解值班，自有人给他端饺子；老解的食品要放谁家的冰箱都可以……老解哪是个临时工呵？他是作协堂堂的一员！
一天，我去收发室见老解坐在炉子边的椅子上，面部有点浮肿，脸色灰灰的不说话。我问老解怎么了？原来老解自感不适去了卫生所，医生给他开的药内有“降压灵”。老解想让病快点好，“降压灵”吃多了，血压降得过猛此刻正头晕难受。我吓了一跳，叮咛老解不敢胡来。过了几天他依旧照常上班，但精力似乎不如以前了。又过了些日子老解说：他不干了，要回家了。同志们听了很是惋惜。
那一年岁末，作协开了个机关内部的迎新茶话会，并借此欢送老解。会上不少人发了言：大家舍不得老解走，对他的工作和为人评价甚高。《延河》编辑部给老解送了纪念品——条毛毯。
老解走后来看过同志们，第一次来，他到了我家——可以看出，老解是很重视他的出访的，特意穿了件崭新的蓝布中山服。好久没见老解了，前几个月突然听说他去世了，我的心里充满了惆怅与遗憾，我想：老解对同志们那么好，但在他生病的时侯，我们没有人去探望他，虽说是不知道，但这决不是“不知道”三个字能解脱得了的……
老解早年丧妻，出于对妻子、儿子的挚爱再未续娶。听说老解西归的那天正是四十年前他妻子咽气的日子。我祝愿在那个冰冷的世界里，老解有爱妻为伴不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