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全国瞩目的礼泉县12岁小学生、白血病患者杨尔特因募捐一事诉县教育局侵权案，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我国首例因募捐而引起的民事诉讼案件，其公开审理的重要性和对于丰富我国司法实践、促进立法完备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为高。
作为始终关注本案进展的记者，在采访该案时有兴趣的倒不是最终的判决结果即法院最后判决给杨尔特多少钱，而是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倡导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全国各地的募捐救济活动如火如荼，却鲜见如礼泉县这样的民事诉讼？为什么礼泉县教育局为杨尔特募集到了治病的钱，杨尔特还要把他们推上被告席？其原因是县教育局经办人员的“黑箱操作”所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虽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但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将所有的立法工作全部完成，于是，就留下了诸如《募捐法》之类的法律空白。但是，无法并不等于无规则，可以任由当事人玩“空手道”。全国希望工程副秘书长李宁说得好，对于这种善款，应该实施透明管理，也就是说，管理是“生命线”、监督是“保护神”。对于善款，应该善用，要做到善用，监督是十分重要的。群众行善捐款，不可能不问它的去向和用途。而礼泉县发生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那么多人，谁也不知道共募集了多少善款，也不知道这些善款是否按照自己募捐的意愿和目的如数交给了杨尔特。可以说，礼泉县有关部门对这笔募捐款既没有管理好，也缺乏有效和有力的监督。于是，问题百出，自然引起了民事诉讼。
今年8月礼泉县的有关方面曾经携带“情况说明”和“收款收据”前往《三秦都市报》说明情况，就在他们出示的“收款收据”中，却明显地存在着疑点：收款日期倒开，票据缺页频频，开出的日期与他们“情况说明”和一些文件中提供的日期明显不符等等。杨尔特的父亲杨旭成为给儿子要募捐款，8个多月几乎将县教育局的门坎儿踏断，得到的回答却是：“就这1万元，再多没有了！”《三秦都市报》记者下去调查，得到的回答也是：“就这1万元，再多没有了！”跟踪报道后礼泉县有关方面的说法是3.957235万元，似乎也是再多就没有了。然而再看看在众多传媒报道后接二连三出现的又超出这3.957235万元的钱数，人们心里对这笔捐款的疑问只能是越来越大。这种疑问，当然只有等有关方面的调查处理结果出来，大家才好消除。
由此而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礼泉县教育局的经办人员不按最起码的财务制度办事？难道他们的财务制度就如此松懈而缺乏监督吗？谁能保证里面没有“猫腻”？实际上，在记者的采访中，已经发现了县教育局经办人员回避财务制度的监督而给捐款人开出的白条子以及先开出的白条子与后来收款收据之间的说不清道不白的“差额”。人们还要想的问题是，假如不是周围的人们有着明亮的眼睛，假如不是一些新闻记者的跟踪报道，假如杨尔特已经去世、杨旭成再不要这笔钱……县教育局的经办人员势必要咬死说“只有1万元，再多没有了”——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剩下的钱会用到什么地方呢？是否因此会养出几只“硕鼠”来呢？恐怕谁也无法预料！
（王海安江彦博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