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明泽
近几年来，我国影视生产靠发“红头文件”的倾向越来越多，特别是电影生产，已经达到让人吃惊的程度。1997年，是“红头文件”最多的一年，从《刘胡兰》到《离开雷锋的日子》，到《鸦片战争》，再到《大转折》、《彝海结盟》、《红杜鹃白手套》等等。在最近三年获奖的国产影片中，90%都是靠发“红头文件”而生产出来的。“红头文件”的效应的确生产出不少精品，但是随之而来的副作用不可低估。
影视创作，跟其他艺术类别的创作一样，历来都有自身的规律。首先是创作者的个性创作潜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质量。而单靠上级发“红头文件”，指令某某影视生产单位，在何时完成某某作品，或许任务完成，质量不会提高，或许能够胜任这次影视生产任务的某个艺术家，只因“红头文件”的指令无缘加盟。而那些“奉命”而来的艺术家，尽管吃尽了千辛万苦，兢兢业业地工作，可是到头来作品平平，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其实，艺术家天生是受心灵“导演”的。有人沉醉于《红河谷》的意境之中；有人喜欢与《李自成》对话；而有人的热情可以《火烧阿房宫》。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笑忘书》中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谁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这话一点不假，创作垄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光靠发“红头文件”也许是“急功近利”，让文艺创作在市场上、在评论界中接受检验，这比艺术家根据指令性的“红头文件”进行创作要好得多。1997年是我国城乡电影市场各项指标大幅度下滑的一年，连上海的票房也下降了25%。按照常规，投资100万元的影片，若想收回成本，必须有300万元的票房收入的回报。请看1997年国产四大名片的情况：《红河谷》投资1000万元，广州、武汉票房收入各150万元；《大转折》投资1亿元，广州、武汉票房收入各在50—70万之间；《鸦片战争》投产1亿元，广州、武汉票房收入各在150—170万元之间。这些影片想收回成本或获利恐怕要再请有关部门发“红头文件”了。而未发“红头文件”且投资很小的《有话好好说》，在广州、武汉上映半个月，票房收入都超过100万元以上。而那些票房收入不高的几部影片，不少门票都是靠有关党委宣传部门发“红头文件”，强行摊派到各单位用公款购买的，而上座率就不言而喻了。
发“红头文件”可以让一些艺术家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甚至有时会葬送艺术前程。其实，文艺创作的规律就是文艺与市场关系的规律，一向走马国际影坛的，却很少与国内观众见面的名导张艺谋，最近也风尘仆仆地到湖北各地10多家影院推销他的新作《有话好好说》，这是他自1987年《红高梁》问世以来，在国内第二次直面观众出席首映式。这部影片如果是事先发了“红头文件”的，他大可不必劳神费力去向观众点头磕脑，因为“红头文件”大都讲的是社会效益，经费呀，发行呀等等都有人去操办，你就只等着领奖了。
电影生产艰难，光靠发“红头文件”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要更新观念。
扔掉“红头文件”这根拐杖，去大胆寻找一条与市场一致的创作道路，是当前一些专家研究的课题。主旋律的影视剧创作要实现面向市场的跨越，要做好军事题材向文化历史题材过渡，过去是靠军事力量体现民族性，现在民族崛起是靠文化来体现的。从凯歌向悲歌发展，从事件向人物心灵深处过渡，从历史向传奇过渡。主旋律的作品必须考虑到市场的需求，有市场有观众才能促进主旋律作品的良性循环，国内一媒体报道某某影片轰动欧美，实际上停留在观摩上，离真正的市场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当年国内争相报道在美国引起轰动的影片《大阅兵》，在美国只赚得26美元。
扔掉“红头文件”这根拐杖，是否就一定要专门拍摄一些讲述“老百姓自己故事”呢？也不尽然。广大影视工作者应关注市场走向，吸取像《孽债》发行时，钱被中间商赚走的教训，使之向主创人员方面倾斜，实行影视合流也是解决电影生产困难的又一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