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新智
世事茫茫自难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罗章龙。
我自打读小学时，就熟知罗章龙的名字。那是在极左的年代里，在充斥极左内容的教科书里和一切政治宣传中熟知罗章龙这个名字的。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每讲党的路线斗争，总会有“先后粉碎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进攻”等一串话。罗章龙似乎成了全国男女老幼心目中最坏的坏人之一。那时的我们，总以为罗章龙早已死了。
1980年秋天，我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年代，在风景秀丽的北大燕园，这个祥和、宁静的读书环境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在北大图书馆，我比较系统地研读了中国的古代、近代、现代以及当代的历史，也比较全面地研读了中共党史。
通过读史，我对罗章龙这一历史人物有了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了解。原来，罗章龙早先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于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是北大哲学系有名的才子，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担任过中共第三、四、五、六届中共委员，是中共“三大”五人中央政治局成员之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无疑是有贡献的，他的这段光荣、自豪的经历，与新中国早期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31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被开除党籍，从此便毅然明智地退离政治漩涡中心，走上了“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术道路。
1982年10月15日，北大燕园花团锦簇，百鸟啁啾，树影摇曳，湖光潋滟。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和北大早期校友、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两位先生的塑像要在未名湖畔、俄文楼前一片草坪上落成了。一辆辆小车经过南大门纷纷驶入燕园，停放在俄文楼四周的空地上。塑像落成典礼开始后，首先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先生介绍来宾。当介绍完出席塑像落成典礼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纪委和有关部委的领导后，周培源略作停顿然后抬高音量说了一句：“还有罗章龙先生。”“哗——”会场立即骚动了，人们纷纷伸长脖子、瞪圆眼睛搜寻着罗章龙这位不平凡的历史人物。会场后面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朝前张望。主持人只好一再对着麦克风喊道：“大家坐好！”“安静一点！”“下面开会！”
我作为北大校刊的学生记者，可以不受多大限制和约束，比较自由自在地进行采访。听到“罗章龙”的名字后，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总以为自己听错了。当我听到会场上人们叽叽喳喳地小声议论：“呵，罗章龙来了，罗章龙是哪一位啊？”这才相信了自己的耳朵。我问了问坐在会场前排（典礼没有主席台）最南边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小声告诉我：“罗章龙就是坐在胡乔木旁边的那位老人。”我的目光立即向前排中央依次搜寻：“李先念、乌兰夫、王震、胡启立、廖承志、许德珩、胡乔木、罗章龙……”呵，这就是罗章龙老人吗？他头发花白而稀疏，身材瘦小，面容清癯，满脸老年斑，足见岁月留下的痕迹。蔡元培、李大钊塑像落成典礼很快结束了，不少老领导和老教授纷纷围向罗章龙，同他握手，诉说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感慨。当时，飘一把银须，浑身透出仙风道骨的冯友兰教授，摇着罗章龙的手，竟像小孩子似的号啕起来。旁边的朱光潜老教授连忙劝冯友兰快回燕南园歇息。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竟然产生了采访他的念头。我凑近罗章龙耳边大声说：“罗老，您好！我是咱们北大校刊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近况好吗？北大人都很惦念您哪！”罗章龙转过头望了我一眼，嘴角嚅动了一下，没有说什么。我一下子绝望了，心想人家毕竟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天底下什么事儿都经历过，而且几乎是扭转乾坤的大伟人，怎能屈尊接受一个小小校刊的一名小小记者的采访呢？正在这时，忽然听到有人说：“罗老，咱们都是北大人，您就给咱这位北大校刊记者随便聊几句吧！现在形势好了，您老不用忌讳什么。”我循声望去，说这话的人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曾担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的北大毕业生胡启立。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也来到了罗章龙身旁。罗老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80多岁高龄的罗章龙操着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人们讲述起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个昨天的故事，一件件峥嵘的往事。多少年来，老人一直关闭着心灵的窗户。老人的话语如同春水，一旦启闸，便滚滚而泻。多亏不时有人插话解释，充当“翻译”，否则我们是难以听懂他这湖南口音的。当时旁边还有一位素雅大方的女同志，每逢罗老讲述一段，她就要用流利的普通话“翻译”一段，她大概就是中央为罗章龙专门委派的那个女秘书吧。
从罗章龙的叙述中，我得知他1931年被清除出党后，即走上了教坛，成为一位有造诣、有建树的大学者。从30年代起，他40多年如一日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工作，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南大学、中南财院、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等大学担任教授，讲述历史与经济学。除授课外，还笔耕不止，著有《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原理》、《欧美各国经济政策》、《中国国民经济史》等，其中《中国国民经济史》（上下卷60万字）早在40年代就已问世。1979年6月，罗章龙奉调来京，被安排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任顾问、一级教授，享受副部长级待遇。来北京后，他致力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已经撰写了早期革命回忆录《椿园载记》和《椿园诗草》，又翻译了德文《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一书。组织上专门配了一名女秘书协助他工作，帮助整理史料。由于象罗章龙这样经历特殊的历史见证人已寥若星辰，所以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找他核对历史事实、请教历史问题的人络绎不绝，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并澄清了不少历史事实。
我据此在校刊上写了一篇专访文章，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一些报纸转播或转载，虽见报的文章被删削得只剩下几百字了，但依然在首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首都新闻界的北大校友们说，罗章龙去北大，是他多年来（尤其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我的专访文章是50年代以来第一篇关于罗章龙的新闻报道。这则报道起码向海内外人士提供了罗章龙没有死、依然健在的信息。
此后不久，罗章龙就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前年，罗章龙以九十岁高龄仙逝，永远辞别了风云激荡的人间社会，辞别了风雨载途的悲壮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