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利
与其称我们这一群来澳大利亚进修的为留学生，倒不如称做掏金者。大多数的自费生并非真正来澳读书。他们大多数是为了来扒分，有的为了身份，也有的为了其它。而澳洲的留学生则自称为是“洋插队”。
1989年12月圣诞节前后，大批留学生抵达悉尼，那时正值澳洲的盛夏，是水果收获的季节。
我们在悉尼找不到工作，心里急得发慌。到工作介绍中心走一走，只有招工赴外省摘水果的，并且包住宿、包车费，一天还能挣上一二百。虽然辛苦一点，但屈指一算，几个月下来，也能赚个万儿八千的，并且可以借此机会浏览一下澳洲的山川美景，体验一下澳洲果农们的真实生活，感受一下澳洲农村的气息，岂不一举多得。
从南京来的李建组织了一个小分队，一共四人，决定前往离悉尼1100公里的一个果园去摘葡萄。他们准备了地图、匕首、指南针以及各种从国内带来的药物，雄纠纠、气昂昂地上路了。
长途汽车一路上不停地开着，蓝蓝的云彩飘浮在晴空中。他们一边讲着可笑的事情，一边欣赏着一望无尽的牧场里自由自在的羊群、牛群，以及那碧绿碧绿的山坡。目的地到了。这里是一个小镇。方圆大约几十公里，总共有一万多人口。这里的人们非常的朴实，老远看到人们就主动热情地打招呼。你要是问路的话，他们恨不得立即把你们带到目的地去。比起悉尼人来，这里的人们显得纯朴而热情，李建他们被深深地感动了。
果园的老板对他们很好，就象对自己儿子一样。他们被安排住在一个旅游车里，车有床，有衣柜，有洗澡间、煤气炉、一应俱全。
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又大又美的葡萄，心里很欣喜，每个人都吃了几个。上海来的小许说他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水果，并且到马路边的梨树上摘了一个大梨吃了。
葡萄架大约有一人高，他们只能跪着，爬着摘。老板给他们每人一把小刀，并配备一块磨刀石。工钱是摘一篓（大约十三公斤）三毛八分。
这个季节日长夜短。五点多，天就亮了，到十九点天才黑。
他们五点钟就开始吃早饭，然后就干活。干到中午十二点就回来休息、吃饭。十二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不能干活，因为外面温度最高，大约有摄氏四、五十度。下午四点开始，他们又继续干活，直到天黑。
第一天，他们将挣来的钱平均分配，每人得了80元。但小黄一躺下来，就起不来了。
第二天他们继续干。日头高高地挂着，强烈地照在他们的脸上、身上。他们的汗水不停地流下来，头发里、眉毛里全都是汗水。眼睛也被汗水蜇得难以睁开。他们不时地大口地喝水，每天大约要喝一、二十公斤的水。他们也感到饥饿，由每天三餐增加到了每天四餐。
他们的手上、身上总是被杂草划破。有一种杂草就象中国的苍耳子草，呈圆形，浑身充满了尖尖的刺，而它的颜色却是土色的，看不见，一不小心膝盖上扎上了这个怪草，就会感到钻心的痛。
到了晚上，气温很低，尽管穿着好几件衣服，也会感到瑟瑟发抖。这里气候每天温差三十多度，有点象新疆的气候。
来这里摘葡萄的人有南斯拉夫人，有英国的旅游者，也有本地的专门从事果园工作的农人。
他们把葡萄摘好后放到篓子里，老板会安排人开车把葡萄运走。这些葡萄一部分运到城里去卖，一部分用来制造葡萄酒，或葡萄干。
两天之后，上海的小许再也不叫嚷上海人爱吃水果了，并且有一天晚上做梦大叫起来。李建叫醒他，问他喊什么。他说我梦见一大堆葡萄压着我，使我喘不过气，快把我压死了。
他们感到苦不堪言。回到旅游车里，先躺下去睡觉，然后再吃饭，小黄叫嚷着要回悉尼，发誓永远也不干这种活了。
望着那一望无尽的庄园和葡萄，他们感到一种无奈和渺小！澳洲真是太大了。
一周之后，这几个“洋插队”带着沮丧、不满和失望，回到了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