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英
自从1938年1月我在河北省安新县小北冯乡参加革命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圣地延安，到全国解放后的首都北京，我曾多次有幸见到深受各族人民敬仰、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做为一名年逾八旬的老人，一生中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都随着岁月的流失而逐渐淡忘了。唯有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却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中。每当回想起来，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我的眼前、耳畔，仿佛就在昨天。
1943年春，我在抗大二分校毕业后，在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359旅任警卫连长。同年深秋的一天，我接到上级的命令，执行护送周恩来副主席去西安的警卫任务。第二天一大早，我带领一个警卫排来到位于延安城西北角的王家坪村。当时的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就驻在这个村子的一座大院里。院子大门面向西南，分南北两院。南院是政治部，北院是司令部；院里还有中央军委礼堂、会议室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王稼祥等中央首长也居住在这座大院里。我率警卫排到达王家坪村时，周副主席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正在军委会议室开会。王震旅长和旅部警卫科的首长接见了我，陕甘宁边区保卫局的一位首长向我具体交待了行进路线、注意事项等，命令我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周副主席及随行人员的绝对安全。
上午10点钟左右，周副主席和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同志等中央首长走出会议室。王震旅长将我介绍给周副主席，我给周副主席敬了一个军礼，右手还没等放下，就被他紧紧地握住了。那时的周副主席四十五六岁的年纪，身穿一套洗得发白但很洁净合体的粗布灰军装，一脸的络腮胡子刮得精光，一双明亮的眸子里闪烁着敏锐和睿智的光芒，很有军人的气质和领袖人物的风采。周副主席风趣地说：“我们可是要做一次旅行的伙伴喽！”我立正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将您安全护送到西安，完成警卫任务！”
我们共乘两辆美式中吉普车和一辆缴获的日本军用嗄斯车。我带一个班坐在头一辆中吉普车里，周副主席和秘书及贴身警卫人员乘坐另一辆中吉普车，二、三班战士殿后，坐在嗄斯车里。车厢用军用帆布罩了顶，能防止日晒和雨淋。
为了确保完成警卫任务，我们每一名警卫战士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随时密切监视空中和地面。因为当时日本空军经常空袭陕北，尤其是延安至西安这段公路，更是日军空袭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也经常派遣特务、奸细到陕北搞类似投毒、放火、暗杀、绑架等卑劣的勾当。
汽车在黄土高原上艰难地向南行进着。秋风卷起漫天尘土，大白天视线也显得有些模糊不清。本来，侨居欧美的爱国同胞捐献给八路军总部一批汽车，却在送往延安途中，被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硬给卡了下来，将他们用了好几年的旧车以次充好换了下来。这两辆美式中吉普车，便是胡宗南军队以旧换新的“杰作”。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多次抛锚修车。周副主席便利用这个间隙走下汽车，伺我们警卫战士唠了起来。他询问我和另外几名战士家乡在什么地方，参军几年了，参加过几次大的战斗；并向我们阐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合作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只有全民族不分党派、信仰，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打一场全民战争，才能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周副主席还提到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十分气愤地说：“蒋介石政权这种倒行逆施，只会令亲者痛、仇者快。这也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一部分上层人物置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热衷于一党专政，搞磨擦，排斥异己，充分暴露了他们消极抗日的真实面目和反动本质。”
途经黄帝陵时，我们停下车来稍事休息。周副主席给我们讲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抵御外侮的英雄人物、故事，并勉励我们认真学习军事技术和文化知识。他远眺着苍茫辽阔的天空和连绵起伏的群山，语重心长地说：“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还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需要一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没有文化，是不能胜任这一更加艰巨而又光荣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周副主席的话，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革命事业永远也没有止境，引导我们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
汽车行驶到三原县城附近时，遇到日军空袭，十几架日本红头轰炸机自恃掌握了整个中国战区的制空权，不可一世，在离地面只有二百多米的低空盘旋，疯狂地向三原县城及延——西公路轮番轰炸。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灼热的汽浪扑面而来。我立即命令司机将汽车驶离公路，停靠在公路旁的树丛中，和战士们不离左右地保护着周副主席躲到路边山坡的隐蔽处。周副主席神色坦然，轻蔑地抬头望着空中，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这种遇险不惊、临危不惧、处之泰然的沉着、冷静的精神感染了我，使我这颗在高度紧张中提到嗓子眼的心也慢慢地平静了下来。万幸的是，我们乘坐的三辆汽车，除嗄斯车上罩顶的帆布被炸飞的石头穿了一个大口子外，安然无恙。日军空袭后，我们便又保护着周副主席上路了。
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我们安全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圆满地完成了警卫任务。周副主席特意在当天晚上陪我们警卫排的全体官兵吃了一顿较为丰盛的晚餐，并在我们返回延安时，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一再说：“同志们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临别时，周副主席还特意送给我一张照片（左图），是他于1939年春在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时，和新四军领导人叶挺（右一）粟裕（右五）陈毅（右六）等人的合影。 （王和利整理）
本文作者王英，1916年7月生于河北省安新县。曾在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359旅任警卫连长。1957年任抚顺石油三厂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