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旭辉
买官卖官，古代有之。在我国历史上从汉代就开始卖官了，清代最烂，不过，那时卖官，价格不乱，国家明码标价。据《历届捐例贡监生捐纳官职银数表》，在乾隆年间，知府（与今天的市地委书记、专员市长同级）13300两银子，到了光绪年间，3830两银子就可买到一个知府。前者是后者的3.47倍。不知是乾隆爷的钱不值钱，还是光绪的官不值钱。乾隆年间的县丞（类似现在的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是980两银子，光绪年间则216（还有个小数点，是0.6，）。把乾隆爷年间的钱存到光绪朝，可买四个半县丞，若加上利息，可能买五个还要多。县主薄，类似现在的县里两办主任。乾隆爷朝是600两银子，道光朝减到480两，咸丰朝跌至259.2两，到了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129.6两银子就可买到。从九品，又称未入流，小说中叫佐杂，类似今天的局长副局长，乾隆爷朝180两，到嘉庆二年（1797年）有所回升，涨至200两，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则跌到140两，还不如乾隆爷。光绪更惨，37.8两就出手了。估计，个人倒是能发，国家则发不了多少，一来价格低，二来未入流官远远没有现在多，那时人也傻，各衙门编制定了，就没想到扩编。就卖官的个人而言，那些地方大员虽然有权卖官，但钱必须上交国库，不得截留，贪污卖官的钱，更是绝对不允许的。那时一没复写纸，二没复印机，想多卖少交，在发票上做文章，恐怕也不好办。但无论如何，卖官对国家财政还是有帮助的。所以，只要遇到财政困难，清王朝就铺开摊子卖官，其结果是越卖吏治越黑暗，越卖国家越困难。
如果说清代卖官是官办公司，那么，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委组织部长董根顺则属于个体户（见1997年12月23日《齐鲁晚报》：《组织部长卖“官”发财》）。正由于是个体户，政策比较灵活，买卖也就与前清不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董根顺当着组织部长，也就靠官吃官。组织部长只能算从七品，与县丞同级。董根顺卖官的基本价格是：三万元“扶正”，两万元“保级”。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扶正”是啥意思。这是官场用语。副职提成正职，不叫提拔，叫扶正。董根顺的官都是科级以下，在清代属于最便宜的，给几两银子就卖的佐杂，但到了董根顺手里价格却是可观。在清代，一个平头百姓没有任何官职，直接买个未入流，也不过是30几两银子，而平阳县的副局长们本身已经是从八从九品官，只是由副转正，就要三万元，还有的条件更低的，只是保住自己的未入流，或换个其他小官当当，也要二万元。我们知道，一个县里科级干部有好几百，如果都能出售的话，对董根顺来说，实在是财源不断的好买卖。如此生意，要不发财，那董根顺这组织部长算是白当了。我们相信，假如董根顺是市委组织部长，或省委组织部长，那他的生意还要大。
董根顺的组织部长确实没有白当，光卖官的净收入就有30多万。还有四套住房，55万元出借款。现金加上只涨不跌的不动产，委实可观。董根顺所以能够发财，因为卖官生意与其他生意不同，是无本的买卖，只赚不赔，还不用交税。
董根顺卖官事件的暴露，给入们解决了一个百思不解的难题：贪官不停地抓，下到村支部书记，上到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就抓不完，越抓越多呢？原来在用人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你那边不停地抓，他那边不停的培养选拔，就象割韭菜一样，割了又冒出来，永远割不完。千腐败，万腐败，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反腐败必须从根本上反，解决产生腐败分子的土壤。在我们的国家所以出现董根顺这样的组织部长，根本一点就是在用人上缺乏民主监督机制，用人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他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这就往往把庸才甚至无德之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至于那些无德无才管官的官，必然会任人唯亲，乃至把国家的官职当作商品出售。由于他们卖官不象清朝那样，是明码标价的买卖，开的是“地下工厂”，表面上却是冠冕堂皇，所以，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也就更恶劣。
随着反腐败的不断深入，一些干部买官卖官的案例不时暴露给人们。不但组织部长卖官，一些党政要员也卖官。从各地的大案要案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腐败分子的行贿受贿，绝大多数都是以买官卖官为目的的。泰安胡建学案，向胡建学行贿的，除了极个别的是为了本厂的利益外，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买官。在许多地方，党的组织路线已早被掌握用人大权的一些官员抛到九霄云外，钱多当大官，钱少就当小官，没钱就别当官。可以说，用人上的腐败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清王朝卖官好多时候是为了赈灾，是因为国家太穷，而我们今天的许多卖官者，根本不是工资不够花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贪婪。这种腐败的卖官现象已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严厉斥责，斥之为吏治黑暗，并将吏治黑暗与司法黑暗称为中国最大的腐败。所以，不首先解决用人上的腐败，其他的反腐败就很难得到彻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