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方
实话难说，尤其是下级说给上级的实话更难说。这除了忠言逆耳、实话难听之外，还因为“听”话的人常常掌握着“说”话人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从古到今，说实话就得有勇气，甚至要不怕掉脑袋。远的姑且不说，单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就有彭德怀、吴晗、邓拓、张志新等，这些人说了实话，但是他们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被罢官，被割舌头，被杀头。
说实话需要勇气，那么听实话呢？人活在世上，长着嘴巴就要说话，长着耳朵就得听话。按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果说话者是尊长、领导，做小辈儿和做下属的，恐怕就只有洗耳恭听，然后去遵照执行的份儿。也就是说，你想听得听，不想听得也得听。然而如果听话的一方是手里有权的尊长或领导，情况完全就不同了。首先，他们有权力不见说实话的人，例如让秘书说一句“领导工作太忙”，就可以把想说话的人挡在门外；其次，他们也有听见了却当没听见的权力；甚至，他们还有“收拾收拾”说实话的人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实话难，听实话更难，因为听实话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播放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其中有一个情节让人难以忘怀。大跃进后期，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到邯郸伯延村去调查研究，他发现在农村明明存在着严重的饥荒，却无人敢说实话，总理就亲自找农民谈话。当时在场的农民中有个叫张二廷的“落后分子”，他毫不客气甚至是毫无礼貌地指着周总理说：“再吃二年大锅饭，连你们这样的人也得饿死了！”我不知道我们眼下的一些县长甚至是乡长听了一个普通农民类似的话会是何种反应，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会为那位农民捏一把汗。但是，身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不但听了张二廷这个“落后分子”的话，而且当天晚上就把张二廷的话电告毛主席，于是就有了立即解散农村食堂的决定。就是因为总理听了“落后分子”张二廷的一句大实话，解救了亿万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
周恩来总理之所以敢听实话，原因不在别的，是因为他的心中装着人民，想的是人民，而不是自己的脸面、权力、尊严等等。只要别人说的话有利于人民，他就会去听，而且会根据实话去修正自己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
心中装着人民，一心想着人民的利益，这是听实话最最需要的，而这却恰恰是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同志所缺乏的，因为他们听不得实话，也不敢听实话，怕实话损害他个人的利益。
实话所以难说，关键在于实话难听；并不是没有人敢于说实话，而在于没有象周总理那样敢于倾听实话的领导人。如果我们的领导都能象周总理那样实话实“听”，那么我们的老百姓也就敢于实话实说了，中国的事情也就好办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实话并不难，难在没有人听实话，于是从上到下大家都说起了假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