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肇堂
春秋首霸魏文侯择良相于魏成、翟璜之间，举棋不定，征求大臣李克的意见而定成。克出，璜忿然作色而对：“臣何负于魏成？”
这是较早见于史籍的“跑官要官”例子之一。看来那时谁任“国务院总理”是不需要选举的，只消国君老儿点卯或重臣的“谏”，即“官选”。可知，人才是否能脱颖而出，关键还是要看领导的选择。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领导人是否真正有求贤之欲并具备求贤之力，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如果领导有火眼金睛，不，一般性的认真，则可放心了。有文录于兹以证：（周烈王六年）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曰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日：“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齐威王并没有采取复杂的办法就把工作推上了新台阶。根本的原因是他决策和用人真正围绕一鸣惊人称霸诸侯这个中心。可知，即使在“人治”下，仍然可以富国强兵，只要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正确。对于人才，重要的不是缺少，而是缺少发现。
但是，如果领导人办事龌龊，在选人用人上犹疑不决，贤愚忠奸不分；或者患有眼疾，刚愎自用，这时，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灾难就降临了。称雄春秋战国时的齐国，何以在短短几十年间，忽喇喇似大厦倾，一朝灭于强秦之手？主要原因之一，桓公不听管仲言而用佞臣，反复改立太子而致内乱“五子争位”，使霸业中衰；末代齐王建懦弱无为，苟且偷安，“谨事秦”不修战备，不助五国，大臣诤谏不得进，最后被“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世袭制的恶果暴露无遗。老百姓对此总结为“富不过三代”。这个例子对于今天所谓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孩子更放心的理论仍不无讽刺意义。
太史公警言曰：“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古今例子太多，不再赘举。这里要问的是何以“无适子”？以国家、地区、单位之大，皆群氓乎？
还是前文那个李克的话点出了要害：对置相问题，“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阀门之外，不敢当命。”就是说，班子、人事问题，乃君主家事，臣子是无资格参与的，特别是高级领导人的产生，只能是“官选”——君主钦定。至于官选出来的是否称职，那是另一回事了，老百姓不能插嘴说三道四。这是封建专制制度从娘胎带来的先天遗传病。
这种思想和机制，作为一种习惯势力，今天还存在于某些人的头脑中和我们身边的生活中。殷鉴不远：前几年有个叫长江动力集团的单位的头头，伪装混进革命队伍，悄悄把国家的几千万裹挟到国外据为己有，仍高帽加顶少人过问；陈希同用王宝森；胡建学提拔自己的哥们；都属于用人是“官选”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意“选官”。
这种历史机缘还被一些壁虎利用着，有的还真能爬上烟囱顶。新近又逮住的温州某县的组织部长，任职三年聚敛170万，下面送钱的人谁会否认组织部长管不着自己的前程？看有的官人热衷于电视、报纸，搞数字游戏、泡沫工程，核心的目的只有一个：取悦上级，以资升迁。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决定个人前程的是上司而非黎民百姓。腐败问题甚可怕，官选腐败则怕煞。
这种现象迟早会变，虽然道路将是漫长的。这次人代会上选总理等各项选举活动令人欣喜地看到：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蒸蒸日上，老百姓的民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人民公仆人民选，“选官”工作人民参与程度越高，“官选”程度将越低。对奸佞误国之辈，不必再用开水煮，选下台就是了。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心真意为老百姓卖力的优秀人才将会越来越多地凸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