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笔者从丹东市中级法院获悉，缅甸华侨宋汉军至今没有得到他早就应该得到的近40万元的违约赔偿金。三年来，他沦落街头当小工。这一切都发生在他回国的5年当中。
华侨投资赔了
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山清水秀。36年前，宋汉军就出生在宽甸境内的一个小山村。1981年入伍，1984年复员回乡，他的家乡是蚕茧之乡，不甘贫穷的宋汉军远走云南投靠一位战友，后来经朋友介绍，在缅甸共和国瓦城落脚。
几年之后，宋汉军取得了侨民身份，也从九死一生的珠宝生意中获取了求生的经验和金钱，成了百万富翁。
1993年底，多年未与家人联系的宋汉军突然得知老母已去世3载的消息，在那一年的春节来临之前他敲开了久违的家门。
“家乡依然是那么贫困，有些孩子还上不起学，我拿出3000元钱帮他们一次性付完了全年的学费，一共是103名失学儿童。我又给了本乡的敬老院一台价值3000余元的彩电和3000元现金，这也是我对家乡的一点心意。”
此时，有人告知宋汉军宽甸县八河川乡有一个紫晶矿可供开采。“我非常高兴，一旦开采成功，不仅我个人有收入，也为家乡脱贫帮了大忙，这也是我回来的本意。没想到，从此竟迈进了一个深井，想出来太难了。”
1994年3月18日，宋汉军和八河乡政府正式签订承包合同，合同规定宋汉军本人每年交承包金10万元，采矿费用由宋汉军支付，如有一方违约，需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40万元人民币。合同签订后进行了公证。
办好所有手续后，宋汉军回缅甸调来自己的全部资金70万元人民币投入，又请来技术和管理人员，在当地招工60余人，购进机械设备，铺路盖房，马上就要上山开矿了。就在他们要上山还没上的关键时刻，矿山被另一伙人占领了。老板是一位韩国商人。
宋汉军急急返回八河川，找到乡里的乡长于学波寻问根由。“于乡长说，他们再到县里和县长谈谈，一定让我们干，让我等几天时间。”这一等就是几个月。眼看着别人在矿上热热闹闹地干，而自己手握着合同却只能干耗，宋汉军一下子从被人敬烟的角色变成了给人上烟的小二，从乡里到县里多处奔波却一无所得。“在此期间我了解到，韩国承包商每年只给乡里5000元人民币，而我的承包费是10万，相当于他的20倍，我不懂到底为什么不让我干。”
1994年12月，宋汉军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八河川乡采矿违约一事提起诉讼。1995年4月，一审判决，由八河川乡政府赔偿宋汉军276400余元。1995年12月，八河川乡上诉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年8月，省高法做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96年9月15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去八河川乡政府执行法院判决。乡里的回答是：没钱。
富商变成小工
第一次见到宋汉军，天正飘着小雪，他在省委信访办外等着我们。按照信访办的规矩，他必须每天晚上办一张准住票才能进屋住宿，而白天屋子里不允许呆的，所以那天早晨从住宿的地方出来，他就走着去了八一公园，然后又走回来等我们。在严寒的冬日，他只有不停地走，或者混进大商场里才能避避寒气。
站在我们面前的宋汉军已经一无所有了。他的全部行李、衣物、手表、首饰全部变卖一空，现在身上穿的衣服是他的律师梁军送给他的。
那天是星期天，商量了半天，信访办看收发室的老大爷还是不允许我们在楼里，哪怕是在走廊和门厅里聊聊，我们只好在那附近找了一家小饭店。
1994年9月，宋汉军向工商局交回了“海宽矿业开发公司”的营业执照，从那时起他每天所思所为的只有一件事：打官司。
打官司是需要钱的，没有多久，他在缅甸辛苦挣下的钱就不见了踪影，初回国时他是个百万富翁，而到了1996年秋天，他已经变成了丹东市一家狗肉馆的小工。他帮人家买菜，收拾碗筷，为的是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
为了帮宋汉军打官司，70多岁的老父亲把3间老屋卖了9000块钱，只好借住在女儿家；姐姐也欠下两万元的外债，为此两口子时常吵架。
各级领导关注
无论是丹东市中法还是辽宁省高法，都对宋汉军的案子十分重视。市中法执行庭的同志已经多次去八河川乡执行。高法也两次派人督办此案。
省委信访办在接到宋汉军的上访材料后也很重视，及时形成材料上报有关领导，而且就此事，已经有两任主管省委副书记作了批示。据律师讲，最近省委领导也亲自过问了此案。
可是，在这么好的形势下，省高法和丹东市中法的最近一次执行行动仍然没有获得太大的进展。丹东市法院的曹副院长讲：年前，省院、中院的有关同志，宽甸县的主管副县长以及八河川乡的乡长在一起开了一天会，乡里没有钱，值钱的就一个乡政府办公楼，但乡毕竟是一级政府，总不能把政府赶到大街上去办公吧？如果不那样做，宋汉军的赔偿金加带利息已经将近40万，又无处可寻。
尽管所面临的情况确实让人感到为难，但法院的同志们仍然在努力着，说到底，宋汉军的难题最终还要法律来解决。
（《特区青年报》3.24/申景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