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剑平
《北京青年报》4月8日载文，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南京大学学生李江，前不久与父母订了这样一份协议：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其所有的花销均以贷款的形式从父母处记帐支取，工作后逐步偿还。报道说，这个“父子协定”震动了大学校园。
读罢此文，我深为这个“父子协定”感到高兴，它使我看到了家庭教育的希望之光，至少使人可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父子协定”无疑是一次反传统，是不断深化的社会改革冲击家庭教育传统模式的必然结果。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是，千百年来，中国家庭教育不论是未成年还是成年子女都是采取由父母提供费用的供养型方式，这对子女的成长极为不利，容易使他们产生依赖心理和惰性定势，有的甚至在亲情的温床中失去生活自立和自理能力，很难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父子协定”正是为了变传统的供养型教育模式为自立型成才范式，创立一种适应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家庭教育新机制，这是启示之一。
启示二，“父子协定”是父母与成年子女将家庭教育融入社会，进而对各自进行正确定位的一个有益尝试。父母不再是将子女视为“私有财产”的个体所有者，家庭教育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义务活动”之一；子女也不再是无偿享用父母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小皇帝”，而是暂时从父母处支取所需费用的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社会责任人，享用“权利”同时承担责任。
启示三，“父子协定”是通过契约形式将家庭亲情关系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淡出，重新组合成一种理性的更贴近社会公正和社会责任的新型现代人际关系。从表面看，“父子协定”似乎在父母与子女的亲情关系中打上“金钱的烙印”，把纯洁的感情当成了一种“交易”，但只要我们冷静地理智地去审视这一现象，就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还是太囿于传统观念的樊篱中而忽略了历史的文明进程和现代社会的需要。试想，如果让劳碌大半生的父母仍然去为一个成年子女单方付出，这无疑是人类另一种不公平的“原始积累”，是文明社会的悲哀。
我很赞赏“父子协定”，我同时认为，这个“协定”并非最佳的家庭教育方式。子女成才的路千万条，各人尽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但“父子协定”毕竟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它所给予我们的思考和启示应该是深刻而久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