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玉庆
我是西安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的一名工人，名叫王玉庆，由于单位效益不佳，1992年就下了岗。为了一家的生活，我先是走街串巷寻零活、打短工。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渐觉力不从心，便于去年托人在康复路市场办了一个人力三轮车营运证，从此靠蹬三轮谋生。一天早出晚归，虽说辛苦点，但能基本解决一家的温饱。我自然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可没想到今年3月底，长乐西路派出所换证时，以我是临时牌证及碑林区人为由，将我牌证予以吊销。我赶紧向办证负责人解释：我上有年迈老母，下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妻子又是残疾人，请求照顾一下。对方说：“人数有限！”我被拒之门外。可是没过几天，我发现去年和我一块办临时牌证的伙伴，已相继换上了新牌证。再后来两三天里，一些新来的外地人和刚被吊销牌证的人，也都换上了新牌证。我问别人“如何办得？”人家说：“找个熟人，最好是硬梆一点。要么花些钱（有人高价买到牌证）。”我又获悉，这次又新增加了50个牌证。于是次日（4月6日）我再次持三个证件到派出所请示办理。该所的领导仍以上述理由给以拒绝。当我出示下岗证，他说找工会去；出示特困证，说找民政局去；出示残疾证，说去找残联去。最后还说“派出所不是慈善机关，不管困难户的事情”（这话后来还作了问讯笔录）。
我不明白，外地人用暂住证靠熟人一句话，就能一批又一批地在康复路市场上了岗、就了业，而我拿着政府的三个证件，欲靠党的对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实现二次就业，以自己双手养活这老弱病残之家，为什么竟这么困难？
本来，我蹬三轮还免强能托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可康复路二次下岗使我这个家庭很快陷入困境。为了生活，为了吃饭，我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其中市局和分局的负责同志（监察处或监察科）曾多次打电话、或写条子，劝其妥善解决，但该所就是不予解决。我万般无奈之下，便向华商报设诉。报社在派记者调解无效情况下，于4月20日在社会新闻一栏，将我的情况登了报，标题是《体弱负担重二次失了业特困职工王玉庆该怎么办？》这在社会上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关注。报纸又刊出了许多群众来信。标题为“期盼王玉庆早日走出困境众读者热心献策施援手”。看到读者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我们一家感慨万千，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原以为上报以后，派出所能理解同情帮我一把。没想到当我到该所打问时，所领导恼羞成怒，大发脾气。训斥道，“你到处乱跑乱告，我给谁办，也不给你办，你就是告到省长那也不行！”我碰了一鼻子灰，生了一肚子气。但一家人要吃饭，为了讨回失落的饭碗，4月底我又求助于工人报。西安工人报对此事也深感同情和不公，即派记者前去核实和调解，该所领导说：“扶贫我扶新城区的，也不扶你碑林区的……”于是，5月14日西安工人报又将我求办证的事登了报，标题是“一人为求营运证两月未果”。此后我就在市局、分局及派出所等部门之间往返奔波，不知不觉中，一双布鞋也跑破了。市局的两位接待同志对我的处境也深表同情，就再次电话劝其照顾一下困难户。该所领导这才勉强答应，但又提出了“约法三章”，才考虑办牌证。一是不要再乱跑乱告；二是将报社材料收回；三是叫记者到该所去改正认错。由于后两条报社不同意，该领导仍不给我办证。我赶紧递上新城分局同志写的“此人又来反映他的困难，请妥善处理。”的字条，他一揉就装进了口袋。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该所领导执法不讲法，我将自己的遭遇告诉报社，当记者向该所领导打问时，该领导竟然说我不是下岗工人，是被单位上除名的，又说我参与去年康复路闹事，等等不实之词强加于我。我为此满怀气愤来到单位劳资科查询。单位劳资干部告诉我：那天派出所来了一位胖一点的同志，问你的情况，我们给他谈了假如是除名的，我们就不会给他发下证和申报特困证。另外我们还问他：是不是康复路车队的人个个都比我们单位的王师还困难？他没有正面回答。
后来该所一同志到我家去，说叫我去所里坐一坐，谈一谈，问了一下家里的情况。告诉我说，派出所不管困难户的困难，知道不知道？还对我作了问讯笔录。我想该所窗上写着“有困难找警察”，儿个字难道光是给人看的吗？
要再就业，难啊！此时我不仅有危机感，同时还有了厌世轻生的心，但想起白发苍苍的老母，行走不便的残妻，好学懂事的孩子，我又于心不忍
我历经坎坷，但数这次受的刺激大，晚上偷偷难过，常常失眠。说句不怕人见笑的话，由于寻不上合适的营生。我坐吃家空几乎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幸亏亲戚们隔三岔五送些粮食、衣物，才帮助度难关……
康复路南北千余米，三轮车队的人五湖四海三百多，竟容不下我这样一个下岗者！我该怎么办？
6月初，我又找派出所时，该所一姓吴的同志说，你以后也不要乱跑上告了，这事我们已不管了，车队全部交给市管所管。我便又急忙赶到康复路市管所，向该所负责同志谈明了情况。他说：“我们现在刚接过来正摸底子，过些日子再来。”6月中旬，我又去康复路市管所询问情况，负责人说：“你回去先写个东西，递上来，我们看一看有什么困难，考虑一下再说。”当时我心中不禁暗喜：“这回或许有门，看来市管所会比派出所好办点。”
后来几次，又成了晴转阴。从对方话里我听出音来，事情仍不是那么好办的。不过从市管所得到可靠消息，7月初市管所将淘汰派出所的牌证，全部重换市管所的新牌证，人家叫我再等几天。到了换牌子时，我找市管所，市管所说是派出所的遗留问题不给我办。我又到派出所，答复仍是原话。于是，我再到市政府，市政府下转区政府，区政府又转到市管所。我便像个皮球一样，被两所踢来踢去！党中央及省市领导下达了许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再三要求基层“官员”要为下岗职工排忧解难，不要搞钱权交易。然而作为康复路，是西安市乃至我省和西北的龙头第一大市场，就三轮营运来说，竟拿暂住证的上了岗，拿下岗证的再下岗，没有我的一席之地。更谈不上办三轮车营运证应当“下岗人员及特困户凭证优先照顾”了。基层个别“官员”，认为我穿制服权在我手，我说了算，任你到处告，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那管你锅里无米下锅，哪管你陷困境想寻短见！要不，为何把人像皮球一样在社会上踢来踢去？
现在，我已在困境中挣扎得精疲力尽。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该向哪里去？望社会各界有良知的人来信共同探讨，指点迷途。本人及全家在此有礼，感激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