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西汉时期，官民之比为1比7945；而唐高宗时，官民之比已增加一倍：1比3927；元成宗时，官民之比为1比2613；清康熙时，官民之比已高达1比911。我们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据《瞭望》周刊报道，全国“从财政预算支付工资的人……到1991年已增加到3400万人、每年都以10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如果再加上‘以工代干’和各机关招聘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在内，机关人员总数已临近4000万”。当时全国人口尚不足12亿、权且按12亿计算，我国的官民之比已高达1比30。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诺斯古德、帕金森撰写的《官场病一帕金森定律》，尖锐地批评了英国行政机构充满矛盾、扯皮、办事效率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官场病”。他认为，各部门用人越来越多的秘密在于，当官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宁愿找两个（以便于互相制约）比自己水平低的助手，也不肯找一个与自己势均力敌的下属。人多不要紧，相互之间总会“制造”出“工作”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会陷入机构越大扯皮越多的恶性循环之病因。
是不是国人对“帕金森定律”率先精通的缘故：据有关数据表明，单位内“班子成员”或部门领导”与“下属人员”的比例，中国的1比0.84明显高于日本的1比3.6和美国1比1.7。“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其实，1比0.84恐怕是“十羊九牧”也不止了。 （刘保华）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