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敏
1997年11月25日，当一位名叫施峰的白血病患者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镜头中时，人们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人了。屏幕上这个年仅8岁的上海小男孩将不久于人世，他那脆弱的生命犹如一株狂风暴雨中的小幼苗，而他苍白的脸上流露出来的是对生命的无言的深深眷恋。
相信每一个坐在电视机前的人，心情都会是复杂的。
我们无法为施峰的病情去责怪医生的救治不力，或者怨天尤人地感叹现代医学在面对死神的软弱。据医生介绍，小施峰只有短短3年的生命了，而他的病并非无可救治，他存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只有进行骨髓移植。
然而，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我国的骨髓库存严重匮乏，每年像小施峰这样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白血病患者达33000人之多，而我国目前唯一的中华骨髓库所能提供的只是微不足道的2000人的登记量。据统计非血缘关系供者配型完全相同的可能性是1：1.5万。可以想象，要在这里面找到合乎患者要求的骨髓不啻是大海捞针，谈何容易！
短短3年，他能等到吗？
没有人能回答。
志愿捐献：一个沉重的话题
由小施峰所引出的“志愿捐献”这个话题，无疑是沉重的。已经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患者由于缺乏供者，而失去了本可以获得的救治机会。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志愿捐献行为蔚然成风的今天，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现状却令人担忧。
我国每年新发生的肾功能衰竭病人有10万以上，其中只有约1%的人能有幸接受肾移植手术，至于心脏和肝脏等大器官移植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尽管做一次肾移植手术的花费接近10万元，就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言，这是一笔令人望而却步的开支，然而，有限的肾源对于不惜重金相求的患者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国眼疾患者中因角膜病致盲者达360万之众，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通过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由于角膜奇缺，我国每年仅有1000人左右能够接受角膜移植手术，而其他99%以上的患者只能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无声地熄灭他们心底的希望。北京同仁医院眼库成立于1990年6月，作为国际眼库协会成员，它每年大约实施角膜移植手术约300～400例，自其成立6年多以来总共完成角膜移植2000余例。
遗体捐献步履维艰。
20年前，正规医科的大学生们上解剖课，大约每10个人就可能分配一具尸体以供实验。然而现在，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笔者曾参观过一所医学院的储尸池。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尸源越来越紧张，在国外，死后将尸体献给医院做研究是极为普遍的，而我国这种志愿者却为数甚少。一般来说，各医疗单位尸体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农民，他们在一定程序上可以看作是“志愿者”，然而这些“志愿者”通常是生前欠下医院各种费用而无力偿还的，因此他们的“志愿”行为中包含的与其说是对于医学事业的贡献，不如说是经济拮据所带来的苦涩。
毫无疑问，传统观念的桎梏是摆在遗体损献问题上的一个主要障碍。社会调查表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低者，就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存在差异的。
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这一点上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的楷模。到1996年底，全市共有5140人申请登记志愿遗体捐献，有1041人已实现了他们生前的意愿。上海已有上海医科大学等6个志愿遗体接受站，由市红十字会负责统一指导、协调、管理。
人们应该记住“骆启荣”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对于上海市的遗体捐献工作者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1982年，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骆启荣，患不治之症处于弥留之际，他临终前握着妻子的手动情地说：“我死后就把遗体捐献给医院做医学研究用，也算是对国家的一点贡献吧。”直到妻子含泪点头答应，他才合上眼睛。
骆启荣的妻子遵照他生前的要求，把他的遗体捐献给了上海医科大学。这是上海第一位遗体捐献者。骆启荣伟大的人格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迅速感染了广大群众和医务工作者。上海第一个志愿遗体捐献站，于1983年1月1日正式接受市民报名登记。
中国的志愿捐献者，你在哪里？
在这篇文章将结束的时候，笔者感到下笔的沉重。同在一个地球上，为什么中国的志愿者相比之下就显得如此稀少，寥若晨星？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根深蒂固，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心变得自私，可以漠视他人的病痛而无动于衷？抑或是对于捐献行为的无知和恐惧？
在美国，一位在车祸中遇难而导致脑死亡的青年布利安，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的死使九位素不相识的病人获得了新生。布利安的心脏移植给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肾脏使一位20岁的大学生得到了新生；他的一个肾脏移植给一位教师，后者患尿毒症5年来一直依赖人工肾血液透析维持生命，另一个肾则给了有3个小孩子的年轻母亲；他皮肤移植到一位严重烧伤的病人身上；他的股骨使身患骨癌的14岁男孩免受截肢的痛苦；他的髋骨用于一个孩子的面部整形手术；而他的角膜使两位盲人重见光明。
而在地球这一端的中国人，面对这样的高尚行为，又有何感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