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超耘
古代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头头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受命于天，尊高无比，遂名之为“天朝”。时间长了，中国人便慢慢产生了一种认为自己一切都高，四夷之国一切都低的“天朝心态”。这种心态的特点是：盲目自大，内不明于知己，外不明于知彼。就是处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仍然“自我感觉良好”。
最能充分表现这种“天朝心态”，当数清代第四任皇帝乾隆。十八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科学技术大大提高，而我们中国则还处于极端封闭和落后的原始农业时代。当英国要求与我国建立贸易关系时，乾隆皇帝竞给英王乔治三世下了道谕旨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干干脆脆拒绝了和国外的贸易。如果说乾隆时期可马马虎虎称之为中国的“盛世”，那么，处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早已处于风雨飘摇的没落衰世了。而这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又是一个“天朝心态”的代表。面对英法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他虽“手无利器”，却一点也不把对方瞧在眼里，认为大清王朝是无人敢动一根毫毛，被俘后，仍“顶戴花翎，身穿朝服，以一个广东总督的身份端端地走着”。押解他的人催他走快些，他勃然大怒“你是什么官阶，竟敢催促天朝命官？”这种态度并非强装，而是他心声的流露。这，就是“天朝心态”的另一种活样板。
自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高声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确实如巨人一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处于第三世界。可就是在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下，“天朝心态”在一些国人中又复活了。最明显的表现，先是“大跃进”时提的“十五年赶上并超过英国”和“再用三十年超过美国”；后是“文化革命”中竟荒谬地声称“XX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种表面上的自吹自擂，自夸自大，最后得来的只能是自食苦果。“恶梦醒来是早晨”，揉揉眼睛朝外看，这才发现我们原来和发达国家缩小了的距离又拉大了许多。多亏高人明智地指出：我们虽然是伟大的国家，却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才从根本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此种科学的论断，使得那些有“天朝心态”的人脑子多少清醒了一些。
但是，任何一种思想，一种长期形成的心态，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逝的，一遇适当气候、土壤，仍然会故态复萌。前些年，有一本说“不”的书，受到一些人无原则的吹捧。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近年来，在东南亚遭受金融危机的同时，我们国家的金融秩序固若金汤，又有一些人狂躁起来。有一本书公然认为，到下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将给它15亿左右人民带来物质上的极大满足和精神上的莫大幸福”，在目前这种还有数千万人尚未脱贫的中国，仅仅有30多年的时间即可达到“物质上的极大满足”和“精神上的莫大幸福”，不就等于说“共产主义正在向我们招手”吗？荒唐，无稽的荒唐。这种表面上看很爱国、很有气魄、很鼓舞人的论断，实际上是虚火上升的说大话，吹大气，和实事求是态度相差何距十万八千里。遗憾的是，此种狂妄和无知，仍然受到一些人的称赞。这，不能不说是“天朝心态”的泛滥，面对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我们要的鼓实劲，而不是冒虚火；要的是知己知彼的清醒，而不需要“新义和团”式空喊爱国口号；要的是发扬民族自尊精神，而不要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态”。
“天朝心态”，应该休矣！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