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天明
赵庆林用擅抖的手签上了自己被捕的时间和姓名。然后戴上手铐走出校门，登上了囚车。
1996年初，新婚不久的赵庆林为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挫折的父亲落实政策去北京上访。不料刚到北京后，随身带的路费盘缠被人偷走，只好流浪街头。一连两天他肚中粒米未进。第三天上午他又冷又饿地坐在王府井大街图书馆门前的一盏路灯下昏昏欲睡，睡梦中有人推他，他睁开眼一看，不禁愣住了：这是一个瘦高个儿的外国年轻人。
“喂，你怎么睡在这里？”年轻的外国人纵纵肩膀用流利的华语问他。
“你不舒服吗？”
年轻的外国人见他不吭声，略微停了一会，好象有所醒悟地问他：“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帮助你，我叫阮迈可，是A国XX社驻北京记者。”
赵庆林想：他也许真能帮助我回到家，说不定还能解决我上访大事呢！想到这儿，他答应道：“可以，不过先生，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你能先给我买点吃的么？”
阮迈可找了一个单间，要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一边和赵庆林吃着，一边问他：“你在家乡是干什么的？”
“小学民办教师。”
“为你父亲的事情你上访了有多久？”
“现在，我已经上访十年多了，省、地区、县里我都跑遍了，都没有人管。”说着，将一份上访材料递给了阮迈可。
阮迈可粗粗地看了一遍赵庆林写的上访材料，很同情地对他说：“你的处境我很同情。你们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太不为群众办事了，你没有门路，什么事都办不成。”
“你说的很对。”赵庆林赞同了一声。
阮迈可点上一支烟，对赵庆林道：“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在北京上访你也不会得到什么满意结果。北京的官员和你们家乡一样，甚至比你们家乡的更糟……”。赵庆林听着阮迈可的话，一股对国家无名的怨恨和强烈的不满从内心里油然而生。
阮迈可望着赵庆林：“赵先生，你需要钱么？我可以帮助你？”
“不，我不需要钱。不过，你可以帮助我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吗？六十块钱就够了。”赵庆林向阮迈可求助道。
“当然可以。”阮迈可说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百圆大面额的人民币很大方地放在赵庆林面前，显得很不在乎，随后又说道：“赵先生，我看你是个诚实的人，我想和你谈桩生意，不知愿不愿意合作”？
“阮先生，我可从没有作过生意呀！”赵庆林一怔，连忙解释道。
是这么回事，我们住北京记者站很想了解一下贵国农村老百姓对国家政局的看法，了解一下你们农村的实际情况和老百姓实际生活水平。你们的报纸报喜不报忧，很多情况和事实并不符合。赵先生回去后只要每月给我们写封信谈一谈就可以了。”
赵庆林一听，全身不禁打了一个激凌：“阮先生，我向你写信是犯法的呀？要是被公安局查出来怎么办？”他担心地问。
阮迈可连忙向他安慰道：“赵先生不必害怕，你将要告诉我们的内容用牛奶或米汤写在信纸的背面。信皮上的地址要用假的。发信时到外地去送。这样，你们的安全机关就不会查出来了。万一你遇到什么不幸，可以让你的家属给我写信，我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帮助你到我们自由的国家去。
阮迈可的一番话既打消了赵庆林的心头顾虑，又鼓起了他大胆冒脸的信心。
回到家乡后，他先后署名吴国平、吴南江，通过外县邮电局向A国XX社驻北京记者站记者阮迈可寄了多封密写信件，还恶毒攻击我们国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但这些信件发出后均被我国安全机关截获，并查清了他的真实面目和详细地址。
警车鸣着警笛朝县城疾驶。“多行不义必自毙”。他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